周亚、李善靖：论票号账簿的归户、特征与价值——以恒隆光票号账簿身份考证为例

文化市场的活跃和学术研究的聚焦，使包括票号账簿在内的民间文献热度空前。与此同时，此类文献也存在着归户不清、考证不足、研究不深的问题。对票号账簿的利用，首先应坚持“归户”原则，从账簿的真伪、性质、归属等方面予以综合判断，然后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深入分析。恒隆光账簿在形式上具有总结账的一般属性，体现了严谨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在内容上则呈现出票号账簿的特殊性，并由此透漏了它的票号身份。票号账簿的内容极为丰富，对会计史、金融历史地理、区域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具体操作层面，要素化和谱系化的数据处理是实现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手段。数据库的建立，则可以把各相关要素进行有效关联，整体提升史料的利用价值。

作者|周亚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兼任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著2部，发表文章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等国家级课题多项。曾获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二等奖2项；获“山西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山西大学“十佳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

作者|李善靖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民间文献学）

商业账簿是商人或商业组织记载生产经营活动的财务簿记，它不仅直接体现商品的类型、规模、结构、价格及货币类型，而且涉及资产、负债、资本、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盈亏等多方面信息，故而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文化市场的活跃和一批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包括商业账簿在内的民间文献如火山喷发般涌现出来。如何处理、利用这些文献，使其发挥最大的史料价值，学界方家亦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如果从票号在嘉道时期的成熟期算起，一直到民国中期整体消失，百余年中，先后有近百家票号活跃于世界的东方。在最辉煌的时期，甚至有数百家分号遍布全国的城市、码头和商埠，其间产生了大量的账簿资料。有关票号账簿的价值，民国时人就已有所关注。范椿年早在1935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就称誉票号账簿“原属一种旧式簿记，但其组织之完备，登记之详密，亦可称为旧复式簿记”。陈其田更是指出，“研究山西票庄的营业，最好的办法是从账簿入手。如果能收集几家，或十几家的账簿，愈多愈好，详细分析各号逐年营业的数字，成绩一定很有可观。”孔祥毅、杨志勇等则以具体的票号账簿为对象，探讨了其对研究中国传统簿记学、会计学、票号本体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票号账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卫聚贤搜集整理了日升昌、蔚泰厚等多家票号的账簿，并将其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和浮记账四种。陈其田也注意到票号账簿的复杂性，他在祁、太、平地区调查票号营业时，发现票号账簿种类多样，达十数种，且内容相似的账簿不同票号的名称叫法往往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以及黄鉴晖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收录多家票号的银流水账、总结账和分红账等，是票号资料整理的集大成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研究。郭道扬以票号总号账簿为例，指出其组织体系仍是以“三帐”为骨干，并且按照各账的作用和登记内容，将票号的账簿组织划分为基础账簿、业务账、结算账、辅助账四个部分。史若民对新发现的三种日升昌票号账簿进行了整理，并且利用日新中、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等票号的账簿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截止到咸丰末年，山西票号“汇兑业务的活动地域，侧重于我国北方各商业城镇”；“20世纪初年票号的主要业务及其利润来源主要是工商业者汇兑。”孟伟等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上海分号《年总结账》为中心史料，阐释了该账簿的账法和结构形式，认为它“基本属于传统‘四柱账法’结构，单就该‘清单’而言，不体现出‘复式簿记’的特点”。台湾学者许紫芬对收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日升昌、蔚泰厚和会通远的账簿进行了整理和详细解读，并指出总结清账是证明中国传统复式簿记存在的实例。近期，刘建民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影印了从道光年间至民国时期的32册票号账簿，为目前所见数量最大，内容最完整者。

总体而言，目前见诸各种文献资料的票号账簿共146种，涉及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中兴和等20余家票号(各票号账簿具体情况见文末附表)，文献数量是极为可观的。但从研究来看，仍以票号的账簿体系探讨为主，未深入到账簿的具体内容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票号业务的特殊性及票号账簿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由于账簿“文物”属性的凸显使其数易人手，早已脱离了原本的文献环境，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账簿是以“个体”身份呈现，或时空信息缺乏，或所属字号不明，严重制约了账簿文献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票号账簿的利用，应当首先坚持民间文献的“归户”原则，对账簿所反映的时间、地域、商号、组织、经营范围、交易对象等进行详细考证，在此基础上予以科学的整理和解读，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文本的史料价值，其进一步研究利用才可以实现。本文即以一本恒隆光票号账簿为例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一、恒隆光票号账簿归户考

本文所论“恒隆光”账簿由刘建民收藏，并收入其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该账簿为稿本，共27张54面，11600余字，楷书书写，线装成册，外包红色绢布书衣，封面左上和中部分别贴有标签，由白色衬底和土黄色题签组成，左上标签原本写有账簿身份和类型信息的土黄色表层题签现已不存，中部标签完整，自上而下单行书有“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吉立”十字；封面右上角贴有“账·票号·28，不详”字样的小标签，当是收藏者或账簿整理者起初的基本判断。账簿出版时，编者对其进行了具体命名，称之为《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恒隆光票号张家口总结账》，这至少说明编者对该账簿的身份和性质有如下主张：(1)此账簿为票号账簿；(2)该票号系恒隆光；(3)恒隆光在张家口设有分号，且为该分号之账簿；(4)簿为总结账。那么，编者的定性是否真的揭开了这本账簿的身世面纱呢？

从内容结构来看，该账簿包括八部分，分别为“申铺来往处”“口铺来往处”“恰茂库铺来往处”“营哈锦铺来往处”“出入利费处”“口铺捎物处”“杂使缴费处”“众伙支使处”，其中前四部分为该分号与其他分号之间的业务来往账，后四部分为该分号的各类收支账目，具有总结账的特征。从前四部分的业务账目内容可以看出，每笔均为白银收交业务，以“申铺来往处”五月二十日账目为例：

。五月二十日收存义公申会京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收瑞林祥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收复丰成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交新泰厚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交协成乾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这里，“申”和“上”均代表上海，“京”则指北京。不难看出，该商号为从事远距离白银汇兑的票号，该账簿是票号账簿。

从账簿前四部分标题及内容可知，该票号分别在上海、张家口、恰克图、茂明安、库伦、营口、哈尔滨、锦州等地设有分号，又因业务来往对象几乎均与北京有关，如“申会京”“京会上”“京会谷”“京会口”“口会京”“库会京”“恰会京”“营会京”“哈会京”等，可以肯定该账簿出自北京分号，而非张家口分号。另外，“口铺来往处”“口铺捎物处”的账目信息，也表明该分号绝非张家口，因为票号分号的业务对象不可能指向该分号本身。

除了前四部分账目可以从标题明显看出来往分号外，通过对每笔具体业务的排查，发现还有一处业务来往地，即“京会谷”“上会谷”中的“谷”。综合上述信息及票号之总号设于老家的一般常识，不难断定该票号为总号设于山西太谷的票号。

关于光绪三十年太谷县的票号情况，目前所知最详备的资料当是日人于光绪三十二年出版的《清国商业综览》和光绪三十四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这两种调查资料记录了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的情况，现将与本文所论账簿中相关的十个城市的票号情况整理为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因出版时间相近，两种调查报告所载各地票号开设情况大体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的出入。就恒隆光票号而言，二者记录相同，具体而言，虽然在营口、锦州、哈尔滨、茂明安四处没有恒隆光的记载，但两种调查报告中的张家口、京师、太谷、恰克图、库伦等地均有恒隆光，尤其是当时在库伦和恰克图开设分号的票号只有恒隆光一家。再结合分号流水情况，初步判定这家票号为太谷恒隆光票号。

账簿所记时间，“申铺”往来账起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止于腊月二十七日；“口铺”往来账起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止于腊月二十五日；“恰茂库铺”来往账起于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十日，止于腊月二十五日；“营哈锦铺”来往账起于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止于腊月腊月二十七日；“出入利费处”起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止于腊月二十九日；可见，该账簿实际上仅仅是从当年五月到腊月底为期半年多的账目。从票号簿记遵循日清、月结、年总和几年一个账期的原则进行分析，该账簿记录了恒隆光票号十个分号之间半年的业务流水和最终收支，以及北京分号的拆借业务和日常开支情况，带有年度总结账的意味。综上，结合时间、分号、业务，将该账簿定名为《光绪三十年恒隆光票号京师总结账》(以下简称《恒隆光总结账》)。

二、票号账簿的文本特征

在山西票号遗留的诸多文献类型中，账簿是最为规范、最为严谨的文献形式之一。正如今日会计学之“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原则与复式记账的制度规范一样，山西票号的账簿也遵循一定的书写格式与特征，这充分反映了山西票号经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一般而言，中国传统商业账簿采用“三账”体系，即草流、细流和总清，其中，前两种属于营业账簿，后一种属于会计核算账簿。现存票号账簿也可纳入这一分类体系中，其中，作为细流的分号往来账、银钱流水账、存借账等是营业账簿的主体，又是总清账的基础。总清账有月清单和年总结两种，月清是分号定期报送总号或相关分号当月业绩的制度，年总结是票号报告一年内业务实绩的制度。三种账簿类型中，总结账最具“整体”意味，在文本形式上，先是将总体收支情形列出，其次为分项总结，最后则分别给出相关分号逐笔业务记录和本号其他业务、开支情形等，呈现出一种“总分式结构”，方便了票号管理者的核算和查阅，在票号账簿中价值最大。兹以《恒隆光总结账》为例予以进一步分析。

《恒隆光总结账》书写范式为：文字均以竖式书写，但数字的书写既有竖式，又有横式。横式普遍采用“苏州码子”，汉字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分别书写为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〇；它的书写规则是，横式从左至右书写，当〡、〢、〣分别位于首位时，就直接按此书写，当此三个数字有任意两个连着写时，则上一位用苏州码书写，下一位则用汉字一、二、三进行书写，防止混淆出错。与数字相对应的是银两和制钱的单位，紧跟在数字之后，但均为简写，如“两”和“钱”分别写作”和”。

除“申铺来往处”等分项类目超出条格凸显外，其下每笔账目均在条格以内用竖式书写，以示统领。账目的登记方式为上收下付，即收入流水顶格写，支出流水空两格书写，以示区别，与今日复式记账中的借贷书写格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每铺来往处所列账目均有严格的书写格式，呈现出要素化特征，如“五月二十日收存义公申会京申公砝足银五千两”“(五月二十日)又交新泰厚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每行账目之前均有红色圆圈标注，表示对每一笔出入流水都进行了核实，即“过账”之意，体现了票号账簿制度的严谨性。兹录申铺往来账之一部加以说明：

。五月二十日收存义公申会京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收瑞林祥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收复丰成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交新泰厚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交协成乾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二十五日收启泰金店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又收瑞林祥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二十九日收瑞林祥京会上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六月二十日收协同庆申会京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二十五日收协同庆申会京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二十九日收协同庆申会京申公砝足银五千两

将上列账簿文字进行要素化处理可得表2。

表2中，从申铺往来账的各条账目提取出七个要素，分别为时间、业务类型、交易对象、业务指向、平砝(即秤的类型)、货币形态、金额，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笔又一笔的业务流水账目，使整个账簿在文本上呈现出高度的规范性和制度性。在这里，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票号的生意，甚至直接影响其利润，如“时间”关涉到路期问题，“收”和“交”的整体平衡则关系到票号长期业务的健康发展，平砝及货币形态涉及“色平兑”问题，这些都是票号研究中极为重要但却探究不多的问题。深入理解账簿的书写格式及文本特征，对全方位认识票号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票号账簿文本中，印章是极具特色的重要标识，也是账簿归户的重要依据。孔祥毅曾指出，“汇票书写完成须加盖印鉴，一般均在规定位置加盖抬头章、押款章、落地章、骑缝章、防伪章、套字章等六枚印章。”其实，票号在账簿中使用的印章与汇票中所用为同一套，只不过在使用数量和类型上会有所差异，其中，骑缝章、防伪章、套字章在账簿中使用不多，而有的票号账簿中还会出现用来做对账标记的小型印记章。抬头章、押款章和落地章一般均带有该票号的身份信息，是票号账簿归户的重要参考。如《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蔚长厚票号重庆总结账》(见图3)中就有抬头章(财神章)、押款章(方形章)和印记章(梅花章)。抬头章位于账簿首页的起始，取“抬头见财神”之意，财神手持书有“蔚长厚记”字样的条幅；押款章印于结存之数目字上，自上而下依次排列，上书“蔚长厚记”；印记章位于每笔具体账目之上，类似于前文所述红色圆圈标记，此处为梅花印，为已过账之意。

三、票号账簿的史料价值

研究山西票号组织本体及其运营，有三种原始文献尤其需要注意，一是能直接反应票号产生和存续过程，彰显其资本来源和变迁的合同；二是能直接反应票号经营发展过程和业务往来的书信和会票；三是能直接反应山西票号经营实态的账簿；三者相互关联，互为补充。传统时代，由于商人在四民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低下，除了少数商人因义行而见于地方史志外，官方档案和正史文献中鲜有记载。近年来大量碑刻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尤其是碑阴所载商业字号和捐资数目等资料价值的提炼，大大推动了商业史、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就此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碑刻所载仅为商人活动之侧面，商人或商号主体的经营活动并没有直接体现出来。合同、书信、账簿等在商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文献，则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一不足。只是，由于此类民间文献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利用率。以山西票号研究为例，包括《山西票号史料》在内的票号文献资料集已出版多年，但对其中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处理和运用的成果并不多见，研究路径往往采用其中的几条材料进行演绎，这几乎成为票号研究走向范式化和同质化的重要原因。面对当前海量的票号文献，学界恰需耐心细致地整理考究，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史料价值。

（一）票号账簿与票号本体研究

回顾百年来的山西票号研究，不仅在史学领域，而且在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史料运用不足、基础研究不深，仍然是制约票号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问题。利用票号账簿等原始文献开展票号本体研究，是其最基础的价值体现。

账簿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直接反映票号的经营实态，对业务结构、利润水平、分号关系等不同内容都可进行非常具体的数目字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票号研究的分辨率和说服力。本文所统计的20余家票号的140余种账簿，分布于票号兴起、发展、高峰、衰败等多个时期，目前学界对于山西票号的起源、衰败、近代化转型有较多研究，但对其发展、高峰关注不够，通过相关账簿研究即可弥补这一缺陷。另外，对于日升昌、蔚泰厚等资料较为集中的票号，是开展票号个案研究的绝佳选择。而个案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票号的整体研究，从而给出事实上的整体定位。

例如，关于票号资本和业务总量的估计一直是票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此前刘建生、燕红忠等学者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考证。研究指出，“清末最后10年间，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日升昌各分号、蔚长厚汉口分号等几家票号在这一时期收交汇年均量分别为1174586两与1180039两，平均每家发行汇票约为1177312两。”本文利用的《恒隆光总结账》也恰在这一时段，或可做一比对。表3对恒隆光北京分号与各分号的业务进行了统计，可以看出，恒隆光北京分号光绪三十年仅7个月的收、交流水就分别达到966028.13两和906911.22两，若按此数据推断全年，将大大超过上述日升昌、蔚长厚等分号的平均数。这说明了晚清山西票号各分号年流水200万两以上的可能性，可见其“汇通天下”并非虚言。

（二）票号账簿与会计史研究

票号从事资金汇兑的金融业务特点，促进了会计账簿体系的专精化发展，使账簿的体系结构更加完备，极大地完善了以“龙门账”为代表的中式会计，可以说，票号的账簿及账务体系，是中式复式簿记的典型代表。票号的汇兑业务包括收会来、收回去、交会来、交会去四种类型，其中“收—交”和“来—去”即是票号的会计符号，它与现代复式记账中的“借—贷”相类似，更体现出一种双复式的意味。只不过，这种记账方式不是在一本账簿当中体现出来，而是体现于票号的整个会计体系。票号的经营模式是“总号核算，分号经营”，假设A地分号承揽一笔收会到B地分号的业务，那么在A地账簿中的会计符号就是“收会去”；与此同时，必然地在B地分号账簿中的会计符号就是“交会来”。同理，其他汇兑类型也以这样A、B两地一一对应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票号的复式簿记体现在空间层面。当A、B两本账簿最终在总号进行核算时，同一笔业务的记录结果也必然是一致的，直接体现为“有收必有交，收交必相等”，“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这一过程就是票号的“合龙门”，与之相关的账簿就是“龙门账”。若龙门合不上，票号则会通过书信、清单等进行查询核对；另外，即使账簿丢失，票号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恢复账目。也就是说，“总号核算，分号经营”极大地改变并扩展了传统商业经营管理的模式，扩大了管理与核算的规模和范围，使会计账簿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结合目前学界研究来看，票号账簿可能成为我们研究中式复式簿记发展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曹树基、李锦彰等利用盐商和当商账簿得出的以“同一账，记两簿”为主要特征的中式复式簿记确认问题，为分析考察中式复式簿记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具体账目的记录来观察和分析账簿的内在意义，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现存票号账簿类型多样、时间跨度长，无论是记录格式还是书写规范都呈现出鲜明的标准化、制度化特征。从传统商业中脱胎而生的票号，其账簿体系除了具备商业账簿的基本特征外，因其所从事业务的货币性、空间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会计符号、结算方式，使其更具特殊性和超越性，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式传统会计技术、制度、方法、观念至为重要的材料。

（三）票号账簿与金融历史地理研究

作为从事异地汇兑的专门机构，票号之分号与分号之间，总号与分号之间的金融联系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空间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各分号之间金融往来数额的差异，也客观上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关联性的紧密程度。

票号采取的经营模式是“总号决算、分号经营”，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个的金融网络。《恒隆光总结账》仅为光绪三十年恒隆光北京分号与其他分号之间的业务流水，但其涉及的层面相当复杂，从中可以看出恒隆光票号经营区域及其形成的金融圈网络大致有三个：太谷—京师—上海，这是当时大多数的票号均设有分号的全国金融中心网络；太谷—京师—张家口—茂明安—库伦—恰克图，这是与茶叶之路和皮毛之路相匹配的北方金融圈；太谷—京师—营口—锦州—哈尔滨，这是东北金融圈；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恒隆光票号的经营区域，并且相互之间的收支状况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城市间的关联以账簿业务的形式加以呈现，为突破单体城市的商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表3中业务量的对比来看，申铺为813678.67两白银，占比达到43.44％；恰库茂铺也较为可观，占比34.62％；口铺次之，占18.09％；位于东北的营锦哈铺业务有限，占比最小，仅有3.85％。由此可见，恒隆光票号的主要营业范围是围绕上海和草原两大商业圈展开的。从白银的流动上看，北京分号对申铺的收项大大超过交项，净收643130.63两，也就是说，在光绪三十年有643130.63两白银通过恒隆光票号从上海净流入北京。上海之外，其他各地皆是白银流出，草原地区的恰克图、库伦、茂明安、张家口尤为突出，其中，张家口的白银流出量最大，且流入量最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量的统计，不仅能够从侧面印证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为探讨货币的时空分布和空间流动等金融地理问题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恒隆光仅仅是太谷的一家票号，在百余年平、祁、太地区票号发展史中仅仅可以反映其中的某个侧面和细节，因此不能过于夸大这一本账簿的价值。规范性文本更大价值的发挥，在于多个文本的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附表中所示百余种票号账簿，不仅记载了票号在某些年份的金融状况和具体分号所在城市的状况，更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货币流通形式、流通数量等信息，不仅对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有所补益，对于开展城市空间体系，重新思考华北乃至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层级具有重要意义。

（四）票号账簿对区域史及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对恒隆光各分号的交易对象进行粗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城市所在的区域特色，从交易对象的多样性也可以看出票号在清末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申铺来往处与恒隆光交易字号共40家，申铺的客户并无私人，经营的业务有票号、钱庄、金店、银号、估衣局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家，一为道胜金店，二为汇丰银行，此二者皆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金融机构，充分体现了当时上海作为开埠口岸的独特性。口铺来往处与恒隆光交易字号共42家，口铺的客户既有票号、银行，又有大量私人客户和商号，这是张家口分号进行收交业务的不同之处。恰、茂、库三铺交易往来的对象数量共达到68家，且多为商号，少数为个人。这三铺中有一笔异常庞大的汇兑数据，“腊月十一日收汇丰银行茂兑京洋俸两万九千磅，合市平足银十九万五千六百七十六两零一分”，交易对象是英国人开设的汇丰银行，这充分体现了这一区域中经营外汇的特点。营、锦、哈三铺的交易对象数量较少，仅有5家，交易金额也不多，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区域在清末与北京的金融联系较为松散。

此外，恒隆光账簿的最后部分为“口铺捎物处”及“杂使缴费处”，详细记载了光绪三十年五月到十二月间票号的佃买、佃付及出寄、支使的各种支付费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面相，详见表4。

由表4可知，恒隆光票号日常开支主要有三部分构成：一是用于与其经营业务息息相关的物品或行为，如购买地图、缙绅录、信纸、信封，和支付电信费、电报译费、信资等；二是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如藿香正气丸、对联、煤球、木炭、蜡烛、嗔鸭、年糕、蜂糕、玻璃灯等；三是用于宴请宾客和票号伙友以及杂使支出，此项消费额度最大，占到日常开支的六成以上。这些信息不仅清晰地反映了票号日常的支出项目、类型和结构比例，而且通过银两和数量可以算出当时这些物品的价格，这也是以往票号研究中较少关注的领域。

（五）票号账簿价值的具体定位与发展前景

应该认识到，恒隆光票号属于山西票号中的一家，从票号史的角度来看，开展恒隆光票号的个案研究无疑对于还原山西票号经营的原貌具有重要意义。现存的票号账簿数量众多，除近年来新见的票号史料外，仍有大量散落于民间收藏家手中，如果能对每一本账簿反映的具体票号进行个案研究，对推进票号史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而山西票号作为近代最为重要的金融组织之一，开展票号史的研究对于推进近代经济史、金融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从民间文献的角度来看，票号的账簿作为票号史料的一种，应该将其与票号的原始契约、书信、万金账等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才有助于对票号的整体史料有所把握，进而将这种史料与传统的官方档案、文献等加以结合佐证，从而更为完整准确地还原历史，尤其这种基于民间文献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对中国本土化理论的进一步探讨。

本文从票号账簿出发，也对民间文献研究和整理的方法论有一定的思考，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类史料的发展和运用前景：

首先，遵循“归户原则”。民间文献如果不能归户，其学术价值仅停留在普遍性的知识层面，难以借此开展深入的研究。山西民间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收藏家之间经过多次转手，文献的原始形态经过不同程度的“扰动”，或有按语，或有标注，或有定性，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再创造”的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文物的属性。因此，必须对文献的性质进行综合判断。所以，这里的“归户”并不限于考证其为某人某族所有，还需对其行业属性、生成时空、创造背景、实际用途以及流转情况等予以全面分析。

其次，民间文献的形式研究与内容研究应该并重。利用民间文献中的文字内容开展研究是史学家的基本研究方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此外，民间文献中还蕴藏着大量的非文字类信息或主体内容之外的图文信息，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前文所述票号账簿中的印章和账簿的上收下交书写格式等，都体现出山西票号规范的商业制度和高度的商业文明。

再次，数字化处理。山西票号的书信、账簿等资料除在内容上具有各家票号的特殊性之外，在文献的制度和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进行要素化、谱系化处理的理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把相关的商号、人名、区域、时间等要素进行有效的关联，将分散的民间文献信息放置在信息网之中，从而总体上提高其利用价值。

四、余论

山西票号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于票号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历百年。但是由于票号研究横跨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旨趣的差别导致票号史料的重视程度在不同学科存在严重分异。总体来讲，从历史学出发的实证研究与从经济学出发的演绎研究这两种路径对于推进山西票号研究来讲缺一不可。吴承明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演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学，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除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外，对史料的整理与把握也不可偏废，这需要我们对大量散落于民间的票号原始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和释读。但民间文献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容的多样性，无论是何种民间文献形式，利用的第一步都需要对其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考证和梳理，如果能将稿本反映的时间、地点、字号、家族等基本信息加以确认，再将其反映的具体情况与相关学科领域进行对应，那么就可以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积少成多地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就票号研究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仍是要加强基础史料的研究工作。由于票号本身具有经营上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史料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要挖掘、整理新史料，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对史料的考证和释读，在归户、定位的基础上，把票号史料所体现的制度规范和经营过程揭示出来，以切实提高史料的利用率，进而实现从“史料之春”向“研究之春”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