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廖声丰| 清代山西茶商的茶规及其学术价值浅论

原文刊载于《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文物市场也空前活跃，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间性文献井喷式地爆发出来，尤其在山西地区，以明清山西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文献和文书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组类型化的文献文书较为独特，目前的收藏界习惯地称之为“规程”（收藏界给出的界定，多半是依照文本形式、样式或者初步的内容等直观的角度给出“称谓”。作为一个视角，也值得借鉴，本文姑且遵从习惯称谓），规程中又区分行业行当，有布匹规程、颜料规程、纸账规程、干果规程、杂货规程等等，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主要的行业行当，均有相应的规程。抑或一些专业化较为特殊的行业行当，也有相应的规程。其中，有一种规程较为突出，即出现在汾河谷地祁县、太谷、汾阳、文水、清徐一带的具有鲜明地域性特色的规程文书，名曰“茶叶规程”，通常简称为“茶规”。现已发现有几十种、上百本“茶叶规程”文书，或为民办博物馆收藏，或为晋商大院收藏展览，或为收藏家所收藏。有关“茶规”数量到底有多少种、多少本，有鉴于收藏界的现状以及民间文献的复杂情况，目前难以准确统计。

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学术界尚未曾见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史若民先生曾经将自己在二十世纪所发现、收藏的“茶规”一种，予以整理刊行，载于《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一书。不无遗憾的是，十多年来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即便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万里茶路”联合申遗的今天也少有人关注，委实是耐人寻味的。冒昧揣测，大概是因为“茶规”——这一类民间性的文献文书的学术深化使用传统的学术范式和方法难以得到科学的解读和认识的缘故。不排除“茶规”文本的特殊性——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体系性、对应性等等令相关领域的学者束手等原因。

那么，如何科学地利用原始的“茶规”文献和文书深化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学术研究？如何从“茶规”中领略长达近300年的、具有垄断性的草原茶叶、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山西茶商的风采，科学地再现“万里茶路”的主体——山西茶商和茶叶风貌？抑或以史为鉴，为当前的“一路一带”战略性规划服务？这是值得思考、探讨的学术问题。

毋庸置疑：有清一代及至民国初中期，出现在“万里茶路”上的“茶商”和“茶叶”，就是“茶规”的主体和主要内容。研究“万里茶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关注“茶规”，都不能不深化“茶规”的研究。

尽管有关汉族与蒙古草原民族的茶叶贸易可以追溯到唐宋、元明时期，但真正大规模展开茶叶贸易的时间则在满清问鼎中原的前清时期，至少目前现存的文献所反映的历史情形如此。而具体的轮廓表现则大体上可从如下方面略见端倪：

   (1)满清问鼎初期，为了表彰晚明隆庆议和之后所开辟的“宣大互市”商贸活动中山西商人对满清入主中原给予的帮助，清顺治皇帝曾经在紫禁城“犒赏服饰，便殿设宴，入籍内府，赐产张家口为业”，即张家口“八大皇商”之由来。这些山西商人便是稍后展开草原茶叶贸易的主要商人群体，他们的籍贯则在山西中部的汾河谷地的汾州府的汾阳、介休、平遥，太原府的祁县、文水、太谷、榆次、清徐等县属（明清时期山西中部汾河谷地的政区与现在不同），虽然几个县的实际距离很近，并且沿汾河一字排开，但分别属于汾州府和太原府。进而一些政区划分带来的细微的差异及其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还是很鲜明的，甚至直接地影响商人群体的行业和行当的诸多方面的关系，这一点，在一系列的深化研究中，务必注意，诸如在茶叶商人、颜料商人、账局、票号，乃至白银货币的流通使用、金融市场(标期)等等方面都有非常鲜明且突出的差异。笼统的泛泛而谈的“祁太平地区”,常常会出现严重的错误。

   (2) 康熙朝的“多伦会盟”现象上是“满蒙关系”的一次政治和宗教的结合，而反映在经济方面则意味着：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的山西商人，至此可以深入草原进行商贸活动的开始，不再囿于张家口的“市圈”中进行，尤其是针对草原的茶叶贸易，称之为草原茶叶贸易的序幕也是恰当的。

(3)雍正朝的与俄罗斯“恰克图商贸”的开启，不仅仅是中国的茶叶从草原到达欧洲的开启，也意味着之后的100多年里清朝与俄国的贸易将以此为主要口岸的“国家化确立”，毫无疑问，也是山西商人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机遇”，山西茶商因此而一代接一代、前赴后继地活跃在了千里大草原上。

(4) 山西茶商活跃在草原与恰克图的商贸活动，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大体上以“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的独立”为政治标志而式微、衰落、结束。

总之，山西茶商在草原、恰克图展开茶叶贸易的时间，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前后历时300余年，总体上表现为开启、发展、高峰、式微和衰败的总趋势，而阶段性起伏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

2. 关于山西茶商

所谓“山西茶商”，仅仅是指明清以来山西商人总体中专门化、专业化从事草原和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商人群体。

茶商的籍贯，广义上对应为山西中部的汾河谷地，汾州府的汾阳、介休、平遥，太原府的祁县、文水、太谷、榆次、清徐等县属；狭义上则主要以汾阳、文水、祁县、太谷、榆次为主要区域。

在山西茶商内部，尚有进一步针对草原和恰克图贸易的“环节和链条”的具体分工，也有相应的“经营重点”和“经营策略”等等的调整和差异。有关山西茶商的“细节性”的考证，本文不作为重点。

有关山西茶商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山西商人研究的主要对象，最近几年的成果也不少，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总体而言，对具体的历史的原始资料的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

3. 关于茶规的内涵与外延

对100年来前贤学者以山西茶商为对象的学术史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这一学术领域的缺陷之一，便是对历史原始资料缺乏较为具体翔实的“实证研究”。而所谓的山西茶商的原始资料，按照传统的习惯，无怪乎“文本式史料”为主体，尚不包括更为丰富的“实物文献”部分。

最近几年，大量出现的山西茶商的“文本式史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最主要、最基础的是“茶规”，也即“山西茶商所留存的最原始的茶叶规程”。就茶规的界定，不同的视角、层面、范畴、领域可以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为此，立足于文献学的学科范畴，有必要在这里给出关于“茶规”的界定：茶规是有清一代山西茶商从事草原和恰克图茶叶贸易时最原始的、留存到现在的、文本式的茶叶贸易规程。大体上有如下含义：第一，茶叶规程，就当时的从事茶叶贸易活动的山西茶商来说，具有实际经营的操作性意义，某种意义上说，类似“操作性指南”。第二，在当时，虽然山西茶商有“整体群体”特征，也有字号组织特征，但以个体身份参与其中则又是“个体茶商”的“集合”，因此，现存“茶规”均是“个体茶商的手抄本”形式，而非“油印本”和“铅印本”。第三，现存的“手抄本茶规”都曾作为当时的个体茶商的“工具性手册”而被使用，因此留存到现在茶规就是山西茶商的“原始的文本”。第四，每一本“茶规”都是“零散的民间文献之一”，最终汇集到一起，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也即“民间性文献的收集”有一个“文献汇集”的过程。第五，至于每一本茶规所载的“具体内容”，虽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方面情形不一，但大体上是围绕茶叶贸易方面的共性问题而展开的，具有体例共性的特征。抑或代际传承的“抄录”是主要方式。

总之，茶规作为历史资料，具有“原始文献”的属性，更体现出了文献学的新特征——民间性文献需要有与之对应的全新的方法论。

1. 手抄本的版本与种类

目前业已发现的有清一代山西茶商专门化从事茶叶贸易的茶规，均以“手抄本”形式留存于世，就版本而言，虽然“抄写的形式”各异，但其内容则可以较为明确地看到“抄录”的版本源流和阶段性变迁情况。

茶规版本的出现时间，就笔者所收集的21种茶规来看，最早为清代乾隆中期，最晚则在民国中期。（1）分别为乾隆—嘉庆朝有4种，共3个版本；（2）道光—同治朝有5种，共3个版本；（3）光绪朝7种，共4个版本；（4）民国以后5种，共2个版本。

有必要指出：民间文献的收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上收集也未必是最终情况，但轮廓性的情形则业已初步地表现出来，予以阶段性总结也是应该的。

2. 手抄本“茶规”的留存与收藏及其整理

目前所知“茶规”均为手抄本，理所当然，归类于民间文献的范畴。不同的领域其留存、收藏及至对应的称谓并不相同。可以肯定，最初的文本抄写是由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所为，或者作为当时的必要的适用性抄本，或者作为传给后人所用之“规范”，抑或茶商晚年的一种回忆等等，保存在商人家族和家庭中而得以留存至今。最近十几年来，伴随着文物市场的活跃，原本保留在家庭和家族中的“祖先们的遗存”，抑或具有了文物价值，以多种渠道和方式，进入了文物市场流通，摆放在了文物商店的柜台，归类于或“故纸”或“杂项”的大类。一些具有文物收藏情怀和以文物为业的人们又将之予以收藏，或者转手流通，渐渐地成为民间收藏家以及民间博物馆的“藏品”或者“展品”。

目前非常迫切的学术任务是如何科学地将这些具有谱系、类型化的民间性文献，予以科学的整理，抑或科学地审视、利用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资料的学术价值呢？

笔者有鉴于以上当务之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当前文物收藏界、博物馆学科与学术研究的壁垒和藩篱尚未拆除，拟就茶规文本结构、茶规的中的要素和元素、茶规的学术价值及其方法论，给出一些粗浅的认识。

1. 茶规文本结构

茶规，更多的是当时从事茶叶贸易的山西茶商的适用性“手册”，目前所知的茶叶规程，多半与山西茶叶字号里的专门奔赴茶叶产区的夥友直接相关。因此其文本结构也与实际的商业活动直接关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称之为一定时间阶段内的专门化的茶叶贸易的“操作性规范”也是成立的。文本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大体包括：（1）籍贯为汾河谷地的祁县、太谷茶叶商人，从故里开始上路，一直到茶叶产区的实际行程情况。（2）在茶叶产区组织茶叶生产的技术性细节和流程、包装及其相关的成本控制等等。（3）从茶山一直到张家口的水陆转输及其方式方法，尤其是各转输码头的费用等等。（4）其他一些与茶叶的相关事项，以及作为抄本使用的与茶叶贸易无关的个人事项。

总之，依照以上，也可以称之为“办茶规程”。抑或说“茶规文本结构”仅仅是与“茶叶的生产、转输”密切相关的部分。进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所谓的“茶规”，并不是茶叶贸易的全部环节和过程。基本不包括：（1）茶叶抵达东、西口（张家口、归化）之后，进入草原和恰克图的营销情况；（2）茶叶销售完成之后，周而复始的资金流转和安排情况。

2. 茶规中的要素和元素及其谱系化

纵然目前所发现“茶规”有其茶叶贸易的环节局限——重点在茶叶生产、茶叶转输环节，但其所给出的具体内容则无疑是茶叶贸易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表现出最复杂、最艰苦的细节和流程，抑或直接地关系到了茶叶贸易的“成本”部分。按照有清一代茶叶贸易实际环节，结合规程中的内容，稍加要素化、元素化、谱系化如下：

——山西茶商抵达汉口，为了“进山”所做的一系列准备：辅材与日用品购置。

——茶叶的收购：主辅茶叶、品质鉴别、产品类型、规格包装等。

——人员组织及其相关制度与习惯、生产准备——“茶行”。

——茶叶的开踹(生产流程与工艺):主要包括生产流程、分工流水、主辅配比、生产安排、单位计量等。

——包装方式和形制：品种与规格、标志与标识、统计与形制。

——整体结算：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与工人的结算，与茶行的结算，一年一度的整体成本核算与报告。

——整体结算：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与工人的结算，与茶行的结算，一年一度的整体成本核算与报告。

——茶叶下山：茶山运输。

——茶叶进河：不同河道与短途运输。

——报关与厘金“规例”。

——不尽相同的水陆码头转输“惯例”以及相关的“费用结算方式”。

——茶叶抵达张家口等(归化、多伦)后的“修茶”“分解”与“再包装”。

3. 茶规的学术价值及其方法论

就有清一代茶叶贸易的一系列学术深化研究，涉及不同的视角、论域，抑或不同的学科，因此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学术价值及其方法论。即便就整个的“茶叶贸易”的历史进程，至少也应当区分学术范畴，诸如普遍性与特殊性、主体与客体、整体与局部等，或者宏观、中观和微观，或者生产—运输—销售—结算等环节和层面，抑或以“历时性和共时性”、“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作为基本原则和框架。择其主要，稍加强调：

(1) 民间文献的类型化。最近几年来山西地区井喷式爆发出来的民间性文献数量庞大，初步估计不下百万份件；内容丰富，几乎涉及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多样，既有纸质的文书，也有可阅读、可转换的符号化实物(如，商业字号的专用工具、带有字号的银锭、印章等等)，然而类似“茶规”一样的手抄本，其“内容和形式”有机结合、自成一体，并且表现出特有的类型化，则不能不是区域性历史事实和细节的真实反映，在以瓷器、丝绸、茶叶等为海外交流标识符号化的整个华夏大地上也绝无仅有。弥补正统史学史料之不足的同时，也为民间文献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独特的学术视角——民间性文献之手抄本，除了历时性的时代适用性之外，也有诸如文献学的版本、源流等等的情形问题。抑或其内容也存在其体例和要素化、谱系化等属性。总之，有清一代山西茶商的“茶规”以其特别的文献类型化情形有利于推动民间文献学的构建。

(2)民间性文献的方法论：归户与要素化归纳。面对山西地区井喷式爆发出来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民间性文献，最重要的问题是：具体的民间文献的“归户”。尽管市场化活跃的干扰难以克服，但其文献本身的区域性特征却格外鲜明。因此，涉及民间文献“归户”的一系列学术原则和方法论便成为关键所在。甚至说，唯有将具体的民间性文献予以归户，其学术的历史资料的价值方能得到科学的展示，否则，不免成为“故纸”一堆。事实上，千千万万的文物商店恰也正是以“故纸”来对待这些“民间文献”的——“故纸”是目前这一行业中，最通常的习惯用语和行业术语。

有鉴于当前民间性文献的行业性和市场化特殊性，业已直接地决定了山西地区民间文献“归户”的难度，与此同时，还由于民间文献本身的零散与非系统特征，更为这些民间文献学术价值的体现——科学整理与深化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十几年来的学术实践证明：要素化、元素化、谱系化、序列化等等，不失为最行之有效的操作性方法论。

所谓“归户”，通俗地说，就是把一份具体的民间性文献放在它最应该放置的地方，或者它的产生之地，或者它的使用之所，或者它最终的落脚之归宿。如此界定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件文献，在当时都是现实“使用之物”,都是有目的的“具体行为的一部分”，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应”，理所当然，既包括主体性的诞生、发展与消亡及其运动过程；也包括客体性的关联、关联效应和评价认识等等。具体而言，则体现其层次化的、序列化的逻辑进程。比如，山西茶商从张家口发往湖南茶商的一封书信，最直接的第一层面是“写信人和收信人”;第二层面是“个人书信，还是字号书信”（习惯上，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的书信较为严格地区分“家信”和“号信”，后者是有较为明确的号规之规定的，通常情况下犹如指令一样，抑或是“符号化的纸币”——信汇，抑或是龙门账体系的原始凭证，抑或是往来传票等，至少也是相互协同的通知等）；第三层面是“那一家字号”;第四个层面是“书信的制作码头与分号”……如此情形，一直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行业行当的、空间区域的、国家与社会的等等不同层面。愈到核心层面，其学术的价值愈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广泛意义上的、民间性文献的界定，针对一封不能断代、不能“归户”的具体的书信而言，犹与“故纸”无异。有清一代的“茶规”作为一种类型化的文献，情形也一样。

与民间性文献的“归户”原则一样重要的是：针对形式和内容的要素化、元素化、谱系化、序列化等等的具体考订，一方面是作为“文物价值”的最基础的鉴定和甄别；另一方面则是“史料价值”的具体落实。文物鉴定的习惯套路，以及传统文献学常常称之为“内证”方法论，在其学理上是一致的。然而，这里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针对极其大量的、具有类型化、谱系化、序列化可能的山西地区现存的民间文献，倘若，某一地区的民间文献本身并不丰富，并不具备谱系化、序列化前提，则这一方法论很难奏效。犹如一封山西商人的残信，纵然没有信封、没有署名落款、没有时间地点等等，也能根据要素化、谱系化、序列化的操作，将这一封残信放置在它最恰当的“谱系”中。任何一本残存的“茶规”，情形也一样——它遵从茶叶贸易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原则，也遵从茶规本身的序列化体系和谱系。

(3)山西茶商“茶规”中的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化问题。在目前发现的山西茶商的“茶规”的内容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截至现在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就是：有清一代山西茶商的茶叶生产方式、生产水平、生产规模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地面对长期以来对于近代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基础认识。抑或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化的分界线问题，隐藏其中。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西方社会的“能源革命的机器工业化模式”，事实上这一问题充其量也仅仅是“工业化”的一个表现方面，未必是全部的要旨。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业已从不同的角度、层面予以更为深刻的揭示，这里不再展开。但其中有一点则必须强调：最迟在乾隆时期，山西茶商就以特别的生产模式周而复始地展开了规模化的标准化的茶叶生产。

特别的生产模式，是指有清一代的山西茶商在福建武夷山、湖南湖北的茶区采用临时租借场地的方式展开专门化的茶叶生产，结束之后，撤离茶区，伴随着春夏秋冬而周而复始。如此生产方式，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珠三角等地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典型的租赁经济模式。

规模化生产，是指有清一代的山西茶商的每一家字号所生产的茶叶的总量，按照目前俄国方面恰克图贸易情况的记载，一年的茶叶贸易额高达几百万两，因此与之对应的“砖茶”数量，动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块。

标准化生产，一个茶叶字号所生产的砖茶规格具有标准化特征，不仅仅从包装形制反映出来，更重要的是从“砖茶”在草原和恰克图具有了“货币功能”，这一点在整个人类的货币发展史上都值得重视。

(4) 有清一代货币流通使用与其“形态转换”及度量衡。茶叶贸易中，标准化的“砖茶”直接作为货币仅仅是茶叶贸易中的局部问题，并不是茶规中的全部货币问题，有清一代的货币形态贯穿整个茶叶贸易中。一方面是几乎整个中国地理的轮廓性货币流通形式及其形态转换——从广州的“十三行”(茶规中反映，无论是从武夷山，还是从湖北、湖南生产的“红茶”都有山西茶商运往广州、上海、福州的明确的情形。甚至有专门的“茶规”二种留存),一直到恰克图，纵贯整个神州大地。另一方面有清一代的“货币使用”情况的度量衡、区域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历时性地得到了反映（表1）。

说明：本表依据茶规以及有清茶叶贸易实际情形综合编制。其中序号，为了更好展开研究。注意，表格中没有“银两票”“银钱票”等局域化的“流通票据”。

可以肯定地说：东方中国的近代金融模式、制度和机制，就隐藏其中——茶叶贸易，不仅催生了更为纯粹的“自由商人和行业”,完成了东方中国从“传统商业”向“传统金融”的革命性飞跃，而且孕育了东方中国的山西账局、山西票号。

(5) 清代茶叶草原和恰克图贸易链条环节的整体性和区域经济及其学科对应。所谓清代草原和恰克图茶叶贸易的链条和环节问题，不仅犹如以上的“商品——商人——货币”三者有机统一的区域性对应关系——“万里茶路”的空间地理属性与“货币区域化”,还必然地包含着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长时段的“历史的商贸事实”——属于有清一代的社会经济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区域经济”则主要表现在：①茶山茶区的农业种植经济；②山西祁太平地区茶叶商人的商业经济；③相关的水陆转输码头的“运输服务业经济”,诸如汉口、赊旗、通州、张家口、归化等；④草原和恰克图“草原民族与对外贸易”等——不同区域的经济效应则不尽相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商人的茶规以及茶叶贸易的链条环节的整体性及其区域性经济还直接地与学术化的学科相对应，有如表2。

说明：本表依据茶规以及有清茶叶贸易实际情形综合编制。其中序号，为了更好展开研究。各地针对茶叶的其他方面，包括在“其他”一栏。“资金回笼”，主要是指山西茶商在草原和恰克图进行“物物交换”之后，尚有一个将“皮毛”等销售出去收回资金的过程。

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过文物市场过滤的山西地区极其大量的民间性文献表现出了特殊的情形，诸如“茶规”《账册》等类型化的原始文献，抢救性地科学整理是当务之急，而一系列的谱系化、序列化、要素化、元素化等等的操作方法论，以及民间文献的“归户”等是最基础的技术性要领。目前现存的有清一代的山西商人的“茶规”,不仅仅是山西商人学术研究的宝贵史料，更在诸多的学术领域具有意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史向着社会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迈进具有“个案化”效应。

有清一代的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经济关系，以及与俄国的贸易活动中“茶叶”贯穿始终，即便以“草原和恰克图茶叶贸易”为线索和视角，也应当在“国家与社会”、“历时性与共时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方法论原则和框架下予以整体考察。任何囿于一城一地，抑或局限于某一学科的学术认知都难以避免狭隘之嫌——“茶规”的学术价值天然地蕴含着“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