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周亚，山西长治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兼任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著2部，发表文章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等国家级课题多项。曾获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二等奖2项；获“山西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山西大学“十佳青年教师”等荣誉称号。

摘要：乡村是完整的地域单元，也是开展整体研究的理想对象。当前的乡村研究受学科藩篱的限制，难以实现整体认知。在生命周期理论下，村庄的历史和当下、人文和自然、成就和问题等都被纳入一个整体的“生命体”中，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以人为本地认识乡村。在乡村的生命历程中，环境是乡村生成和发展的地理和空间基础，政治是乡村变迁发展的转折因素，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文化是乡村可持续的内在灵魂，此四大要素的因子组合最终影响着乡村的生命周期及其变迁轨迹。乡村生命历程具有短周期和长周期两种模型，短周期告诫人们，村庄若不作出复兴努力，那么它将最终在“中途”衰落下去；长周期则预示着，在未到最终衰落及消亡之前，乡村永远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乡村应当抓住机遇，把政策支持与自身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振兴与超越。

关键词：生命周期；乡村研究；整体研究；短周期；长周期

一、当前乡村研究的反思

在“城乡二元”的结构中，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源，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乡村还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重心。近代以来，随着城乡之间的“二元性”越来越显现，乡村日渐成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具有“生命周期”现象的研究态势。

正是在近代学科分异的趋势下，“乡村”这样一个整体被肢解和切割成无数个分支，各观其一“斑”，却很少得其全“豹”。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乡村研究为例，历史学仅关注历史时期某一时段的某些方面的村庄情况，对村庄现实不甚“感冒”；社会学、人类学则是以村庄的现状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其历史面貌往往一笔带过；文学和艺术学虽具有对乡村文化要素的敏感度，但其更重视主观的思维发散，对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缺少严密考证……凡此种种，既是近代以来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专业化培养模式下的无奈。

何以窥得乡村之“全豹”？理想的情况是，研究者能够打破各种学科壁垒，兼具“专才”与“通才”之智。但从实践层面看，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专业壁垒不是弱化了，而是更加强化了，研究者能在几个相关领域取得成绩已属不易，更毋庸说学科“通吃”。不过，“求通”的视野和态度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视野和态度需要研究者从自身的本位学科开始做起，进而逐步拓展开来。

历史学领域的乡村研究，首先应该打破古代与近现代的时代壁垒，打破经济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之间的专题壁垒，实现所谓“整体史”研究。这一整体史研究最好的实践路径就是乡村个案研究。但从目前现状而言，这样优秀的实践实在太少了。研究者要么陷入平行架构的村志书写模式不能自拔，要么沉迷于自己擅长的专题而放弃整体。倘若能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在不同专题之间搭建起有机的结合纽带，那么首先一个村庄的整体史就有望实现。在此基础之上，将整体的村庄历史延伸至当下，实现古今对接，即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关于当下村庄的研究紧密相连，用当下来理解历史，以历史来透视当下，进而在长时段中预见未来，这便是村庄的“整体研究”。

二、“生命周期”理论在乡村研究中的适用性

在“整体研究”思想指引下，我们引人“生命周期”理论对村庄进行长时段研究。1966年，卡曼（A.K.Karman）率先提出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1976年，赫塞（Hersey）和布兰查德（Blanchard）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生命周期理论最早被运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其特点是将人类的经济现象与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类比，就像生物具有从诞生、发展，到成长、衰亡，再到新生的周期性演化一样，经济现象也将经历类似的生命历程，其基本含义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不可避免性；二是一个周期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组成；三是该周期的长短主要由周期的具体性质决定。生命周期理论自诞生以来，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等诸多研究领域。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城市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城市地理学家保罗·诺克斯等通过研究公元前3500年的新月沃地、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前1800年的中国黄河流域和前500年的中美洲地区，指出这些地区出现的城市交替兴衰，可以看作为城市起源意义上的城市周期。在历史长河中，既有先期兴盛的城市成为失落的文明而走向衰亡，也有后起的城市不断兴盛而走向繁荣，反映出城市的诞生、发展和演变具有非均衡性和非连续性的特征。在城市生命周期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学者们将理论探讨与解决实际城市问题结合起来，着重探索城市兴衰演变的驱动或决定因素，以求避免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实现城市的持续繁荣。在这些因素中，不同学者给出了具有差异性的分析：剩余产品的产出和适度的人口压力、具有聚集和辐射力的市场贸易枢纽、政治和宗教或防卫中心等分别成为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城市的兴衰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城市生命周期研究中，应当注重多要素的综合分析。

生命周期理论及该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运用，对乡村聚落研究亦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首先，将村落视为生命体，更能维护其“整体”属性。乡村是涉及人口、资源、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要素的复杂有机体，体现出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是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共存的结合体。因此，乡村在本质上是一种多因素同时存在的有机体，乡村的发展变迁史就是一部诸多要素共存互动的历史。

其次，将乡村视为生命体，更能凸显“以人为本”。乡村是人性的展现与具体建构，乡村的发展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一种具体历史调适的过程。在人类主体能力较为弱小的早期社会，乡村的起源正是满足人类沟通交流、安全和生产的需求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外在能力不断增强，需求也不断增长，城市成为新的成长空间，例如，在中世纪后期商业城市的兴起阶段，人们把城市作为获得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场所；进入近代工业城市阶段，人们又将城市作为获取巨大利润以及基本生活资料的场所；而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则开始把健康、美好、宜居的生活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但作为村庄而言，这三种基本需求几乎贯穿整个乡村发展进程。如果说城市更彰显人性的“扩张”“外向”即“动”的一面的话，那么乡村更包容人性的“懦弱”“内敛”即“静”的一面。如果说城市性的多面性、复合性是与人性的多面性、复合性相互实现，辩证互动的话，那么乡村同样如此，只不过二者各有侧重，分工有别罢了。

再次，在生命周期视野下探讨村落的兴衰变迁，更能客观认识村落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问题。与城市聚落类似，乡村聚落同样具有两面性和辩证性，客观上并不存在绝对理想和没有问题的乡村及乡村社会。具体把握乡村的两面性，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一部乡村生命史，既是一部人们不断创造新的乡村生活、取得乡村成就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们不断创造并应对新的乡村问题的历史。

三、影响乡村生命周期的四大要素

环境、政治、产业、文化是影响乡村生命周期的四大要素，贯穿乡村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

环境是乡村生成和发展的地理和空间基础。通过考古发掘的大量成果可知，史前的聚落分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多位于河流交汇处，取水较为近便，空间较为开阔，有利于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开展；二是在地形上多处于河流二级阶地以上，土壤肥沃且能免受洪水袭击；三是在坡向选择上多位于阳坡，便于接受日照。也就是说，人类早期在进行聚落选址时，对地理环境的要求较为严苛。随着人类适应力的增强和生存能力的增长，聚落选址向各类型的地貌拓展开来，从山前丘陵到河谷岗地，再到河流阶地、平原、山区，几乎涵盖了人类可以生存的一切地理空间，反映了人类对自然极强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力也反过来遭到了自然的惩罚，明清以来的人进林退所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就是典型。此外，环境的不可抗力也会造成村落的衰落和消亡，例如地震、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对乡村的生命历程影响巨大。总之，村庄的诞生、发展过程，就是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人类必须把握和顺应自然规律，从长远利益出发，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友好共生。

政治是乡村变迁发展的转折因素。政治代表着权力，也暗藏着资源，一个政治决策或政治事件，往往对乡村的变迁发展具有转折意义。在历史时期，表现最为突出的政治事件就是战争和政治中心的转移。很多村庄在战争中成为被“攻城略地”的对象而惨遭摧毁，或者在人们主动避战而选择逃离后废弃；同时，为了应对战争，又有新的村庄诞生，如历史时期堡寨聚落大都是在战乱的背景下修筑的。都城的迁徙对于城市兴衰的影响自不待言，对于乡村也同样如此。这一现象在县级政治中心的转移中最具代表性。历史时期，县级治所是最基层的政治中心，它的迁徙转移客观上促进了新中心（村落）的发展，同时也造成原有治所的衰落，使其在级别上降级为一般村（镇），失去了发展的政治红利。一起一落，政治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事件之外，政治决策或政策也对乡村发展有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发展无不印刻着深深的政治烙印。从“以粮为纲”到“以钢为纲”，再到“农业学大寨”；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显示了农村的发展路径是国家政治制度安排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发展到脱贫攻坚战略，再到乡村振兴战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指引了乡村变迁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政治决策所带动的经济和文化行为则将产生具体作用。

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乡村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作为社会人的生存需求，以土地、水域、森林等自然资源为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是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本质特征。如果离开了这些生产要素及其生产方式，乡村就会发生质变，完成向城镇社区的转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城中村的消失，其背后正是土地及其生产方式的消亡，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纵观历史长河中乡村产业的发展，农业在改革开放前始终占据乡村产业的绝对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村办企业、乡镇企业曾在一段时期内兴盛起来，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多数在进入21世纪之前衰落破产。农业依然是绝大多数村庄的产业主体，因此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关切，每年均以“一号文件”彰显其“地位”。在当前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民脱离土地的背景下，土地资源的盘活利用成为新时期乡村产业兴盛的一个根本命题。在土地之外，乡村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文化要素也是重要的产业资源，乡村文旅、康养休闲作为新兴朝阳产业或可带动乡村走向复兴。

文化是乡村可持续的内在灵魂。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三种文化形态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因应、变迁，具体到今天的村庄中，则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传统性或现代性。在传统性较为凸显的村庄，被赋予“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镇）”等头衔；在生态优美的村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成为名片；在村庄治理和制度建设突出的村庄，则有“全国文明村”与之匹配。可是，如果我们回归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并且要把握住村庄发展的内在灵魂，仍然应该聚焦于人的精神文化，它的核心是对乡村的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情感爱与恨，留恋与出走；它的基本内容是以价值观为中心的三观塑造；它的基本路径应是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文化生产，而非所谓的“文化下乡”。在此观念引领之下，村庄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民居建筑、街道布设、生产方式、生产制度、生活方式、乡规民约、精神信仰都应予以足够重视，在普遍的中国村庄中发展出富有特色的乡村文化。

以上述四大要素为核心的因子组合，最终影响着乡村的生命周期及其变迁轨迹。1980年，加拿大学者巴特勒（R.W.Butler）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概念将旅游地生命周期分为六个阶段：探索（exploration）、起步（involvement）、发展（development）、稳固（consolidation）、停滞（stagnation）、衰落（decline）或复兴（rejuvenation），并引人“Ｓ”形曲线加以表述。在此，我们借用巴特勒的模型，并且根据乡村不同于产品和旅游地的特征，将探索和起步两个阶段合并为“诞生”，制成图一。该图所示是一般意义上村庄的生命周期，即在哲学层面，任何一个村庄都必然经过诞生、发展、稳固、停滞和衰落的生命历程．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哲学命题。可是，站在当下现实角度出发，除非由于自然原因（自然灾害、地质灾害等）或政策原因（扶贫搬迁）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可能在主观上期盼看到村庄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消亡。因此，在短周期或单周期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村庄生命的长周期假说（见图二）。即乡村从诞生、发展到最终衰落及消亡的漫长的周期，接近于哲学的一般认知。长周期中包含若干短周期，每一个短周期可能完整，也可能不完整。双周期模型的意义在于：短周期将告诫人们，如果村庄不做出复兴的努力，那么它终将会在“中途”衰落下去；长周期则预示着，在未到最终衰落及消亡之前，乡村永远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

站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起点上，中国的乡村在整体上步入了短周期中的“复兴”阶段，其时间节点，在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如何让这一征程走得更稳健、更扎实、更有质量，建设一个真正“好”的乡村，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环境、政策、产业、文化等影响乡村生命周期的重要问题，将政策支持与乡村资源禀赋高度结合起来，实现人、村庄、环境的共同成长与和谐包容，真正达到振兴与超越。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21年第2期。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要，请下载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