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多年前，被貶南方的柳宗元和吴武陵終日同游山水、詩文應和。期間，吴武陵向來自晋地的柳宗元提出一個“大哉問”：“先生晋人也，晋之故宜知之？”這或許不經意的一問，却扣動了“一身去國六千里”的河東先生之鄉思，他不厭其詳地宣揚起晋地的豐饒、險固與厚重，後人將其説概括爲：一曰晋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晋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晋之名馬，其强可恃；四曰晋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晋之河魚，可爲偉觀；六曰晋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先言文公霸業之盛，而後以堯之遺風終焉。
柳宗元這篇《晋問》，寓情於理，持之有故，回答了唐代人心中經典的“山西印象”。若將吴武陵之“晋問”抛諸當代，向今日的國人問及他們心中的“山西印象”，不知大家能給出哪些答案？對於今日奮力謀求經濟轉型、能源革命與生態恢復的山西人而言，我們對自己的家鄉又有多少精凖、深刻而多元的認知？山西的學者又能發掘出多少可以服務於當代的文化資源？這些問題值得每一位心繫山西的朋友加以深思。
人世變换，滄海桑田，當我們審視柳宗元當年的答問，文公霸業與堯舜遺風已隨風遠去，名馬、河魚與北山之材的聲名已不再顯赫，鹽鐵的重要性也被更爲知名的煤炭所取代，不變的似乎唯有“表裏而險固”的三晋山河。三百年前，顧祖禹就曾高屋建瓴地概括道：“山西之形勢，最爲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爲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爲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爲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爲之内險。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於山西也。”回顧歷史，表裏山河之固，不僅關乎三晋大地的命運，也關乎整個黄河流域的地緣政治，乃至天下大勢的長治久安。讀懂這片壯麗山河及其人文地標，便找到了解讀山西，乃至解讀中國歷史的鑰匙之一。
在山西的諸多地標之中，以晋地之風骨言之，則首重黄河與太行。
黄河爲中華民族之母親河，洶涌澎湃，激蕩於天地之間。每一位國人心中，必定存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黄河情懷。而這條長達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的滔滔大河，將其最具個性的風采唯獨留在了山西。在晋陝大峽谷之間，黄河展現出她最爲經典的形象。“白日依山盡”的詩句，在鸛雀樓上縈繞千載；后土祠的雕梁畫棟，見證了漢武帝樓船秋風的氣概；壺口瀑布的濤聲，凝結爲《黄河大合唱》的怒吼；“鯉魚躍龍門”的傳奇，寄托了我們對人生奮進目標的嚮往。華夏文化正是在晋陝豫黄河金三角地帶開始大放异彩，孕育出早期中國的文明星火。
太行爲古之名山，素來享有“天下之脊”的榮耀。蘇東坡曾言：“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岳争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太行山不僅是一座客觀存在的地物，更是一座充滿文化意象的名山。對於山西而言，太行是屏藩，是阻礙，也是英雄不屈的象徵。千百年來，人們對“愚公移山”的執着精神世代傳頌，對“羊腸阪詰屈”的艱險望而興嘆，對游擊健兒們在太行山上的抗日事迹熱烈歌頌。學者們分析，太行山經歷了從文明起源之祖山、兵家必争之雄山、宗教廣布之聖山、文人激贊之奇山、中國革命之英雄山到新中國典型輩出之勞模山等長期進程的演變，對太行文化與太行精神發展過程的認識，是深度發掘山西文化的必由過程。
以晋地之胸懷言之，則長城與五臺，尤能體現其雄渾、博大與包容。
長城本非自然地物，但她猶如一道突起於大地上的青筋，和丘陵山岡早已血肉相連，成爲一種近乎自然的存在，正所謂“山登絶頂人爲峰”。山西長城在中國長城史上占據着重要的分量，僅明長城便有三道拱衛京畿之防綫分布於山西北部與東部邊界。在戰争時期，長城是晋北的雄關鎖鑰，無數次阻擋了胡馬南下；在和平年代，長城又是溝通中原與草原的紐帶，聯絡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友誼。雁門紫塞昭君泪，井陘天險韓信功。目睹了無數悲歡離合之後，走向寂静的山西長城在歷史深處留下了蒼茫背影，斑駁的墻體已日漸蒼老，堅韌的精神則歷久彌新。
五臺山，華北的屋脊。遠觀五峰聳立，峰頂平坦如臺。相比地質學上的五臺，國人更加熟悉的是她的宗教屬性。“一部佛教史，百座藝術宫”，作爲傳説中文殊菩薩的道場，全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這裏的佛寺鱗次櫛比，佛塔摩天入雲。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南禪寺、佛光寺深藏於山麓；代表漢藏兩地的青廟、黄廟在此握手。“明修長城清修廟”，信仰的力量，有時足以化解干戈，乃至穿越千年，給予今人智慧的啓迪。
由此可見，黄河、太行、長城、五臺這四大地標，并非冷冰冰的地理名詞，而是帶有温度與性格的生命體，是我們講好山西故事、傳遞山西精神的地脉源泉。古人云：“黄河爲血脉，太行爲筋膂。地靈育聖賢，土厚含文武。”一代代的先人歌頌黄河與太行，一部部的典籍書寫長城與五臺。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扎根前代的文化沃土，立足當代的文化視野，仔細搜尋、梳理歷史上哪些著名學者曾圍繞四大地標著書立説，又有哪些重要的著作中存在相關的篇章，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
古文獻在文明的迭代和創新中往往發揮着重要作用。百年以來，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檔案四大古文獻的出土或發現，成爲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時至今日，傳世文獻的“新發現”已不那麽容易，電子檢索系統的便利也在挑戰着某些文獻整理工作的必要性。不過，我們仍然認爲，以學術的眼光認真篩選，將那些深藏琅嬛之中、不爲人所注目的典籍，通過專題整合的方式進行“再發現”，依然有着重大的意義。秉持這一觀念，我們向山西乃至全國讀者，隆重推出這套《山西文獻叢編》（以下簡稱《叢編》）。
《叢編》以上述山西四大地標爲單元，從文獻學的角度入手，從歷代史書、地志、游記、政書、文集、輿圖等多種史料中加以搜尋，初步選定、呈現出一批具有重要研究價值、以往較爲人所忽視的資料。這一工作與古代“類書”的編纂似有一定相似之處，不過我們在選取文獻時，不拘泥於展現原書的完整性，而是以内容與四大地標的契合度爲標準，有的全書收録，有的部分保留，結合了“類書”與“叢書”的特點。這對於如何古爲今用、推陳出新，推動山西古文獻滿足現代研究的需求，是一次體例上的嘗試。
從《太平御覽》到《古今圖書集成》，從《四庫全書》到《中華大典》，大型資料彙編的編纂一直是文化史上的盛事。文脉傳承，薪火綿延，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使命與責無旁貸的事業。期待《叢編》這座“智庫”的問世，能讓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與文史愛好者，通過對這批文獻的瞭解與重視，領略到三晋大地獨特的文藴底色，發掘出全新的學術創新增長點，爲山西各行各業的文化建設提供幫助。
《叢編》的問世是衆多同仁齊心協力、傾力合作的結果，所收文獻之底本大多由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湖南圖書館及其他館藏單位提供。項目編纂團隊在底本的遴選、剪裁、使用方面開展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編輯團隊則以嚴謹認真的專業態度，確保了《叢編》的順利出版，在此致以真摯的感謝！
我們在着手編纂《叢編》的過程中，翻閲一頁頁的古籍，先賢們的如椽巨筆，令我們時而激動、時而嘆息、時而深思。開卷必然有得，集思方能廣益，期待朋友們與我們一同走進《山西文獻叢編》。如何答復新時代的“晋問”，或許答案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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