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善靖：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史、民族传统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摘要：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广袤乡村的民俗体育在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场域演化影响，呈现丰富的嬗变轨迹。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跑马排”春节习俗不同时期的场域演化与文化再生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时期“跑马排”先后受军事文化和农商文化影响，呈现从军事训练技能到日常娱乐活动再到春节习俗活动的文化再生产轨迹；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下董寨村衰落与复兴的过程一致，“跑马排”春节习俗也经历了从“传承式民俗”到“开发式民俗”的文化再生产路径。当前在乡村振兴和非遗保护的背景下，此类民俗活动由国家、市场与习俗三重力量互动形成的新场域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从民众需求与民俗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其文化再生产进一步展开思考。

关键词：场域演化；文化再生产；“跑马排”春节习俗

学界历来有关注民俗体育的传统——因其兼具民俗和体育两大特性，一直受到民俗学和体育学的关注，又因其大多生成于历史时期，延续成百数千年，又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民俗学者更多偏重从现实民俗活动的仪式和操练出发，探究文本生成的深层因素；体育学者更多关注民俗体育活动的效果及影响，从功能和结构出发探究其现实价值；历史学者则试图从长时段切入，以文献为中心探究民俗体育活动的起源与历史变迁。因为视角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同一民俗体育的研究亦有不同的见解。总的来讲，当前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均呈现多元态势，学者们利用不同的理论对各类民俗体育的变迁进行了分析，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文化再生产理论最早由西方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是分析文化制度如何在人们的观念里制造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保持下来，即被再生产出来的一门学说。本世纪，国内外学者将这一学说加以丰富，与文化生态学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等共同构成了解析不同文化模式的重要理论。本文认为，作为整体研究的重要视角，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民俗体育研究意义重大：在文化再生产视域下，民俗活动的过去与现实、生态与人文、成就和问题等都被纳入“人与场域互动”的视野中，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以人为本地认识体育文化。

本文研究对象所在的下董寨村，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娘子关镇。该村地处晋冀两省交界地带，南邻温河，北为悬崖，村庄呈东西走向与上董寨、坡底等村毗邻，历史时期是一处人文荟萃、产业兴旺的军寨型乡村聚落。近年来该村因悠久的历史和完整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被列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由此成为娘子关地区旅游开发的重点对象。同时，村中遗存的“跑马排”春节习俗也于2013年入选第四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逐渐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下董寨村内至今仍生活着许多非遗传承人，这些人是该村民俗体育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人，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口述资料和研究文本（重要传承人有董虎平、李贵宝、董三把等）。本文在文化再生产的视域下，深入传承地从民俗活动主体角度考察了传统村落长时段变迁与民俗体育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希望能总结出当前此类传统村落以民俗体育为核心的场域生态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1传统时期“跑马排”的形成与发展

布迪厄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时空之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和构造构成‘场域’，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构成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机制。不同时代构成场域的主导要素不同，民俗活动传承主体的思想、态度及行为也有时代特色的差别，文化始终处在一种适应——创造——发展的过程。”“跑马排”春节习俗作为下董寨村独有的文化遗产，其发展历程也与该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密切相连。下董寨村在清代以前长期作为军事要寨，先后经历了东汉“董卓垒”、唐代“承天军”、宋代“承天寨”、明代“娘子关”腹地等发展阶段，动荡环境孕育的“军事文化”作为这些时期村庄的主导文化，孕育了“跑马”等军事技能活动。明清易代之后，该村由边关地区转为内地，社会环境逐渐趋于安定。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影响，“农商文化”成为此后村庄的主导文化，“跑马排”春节习俗逐渐形成，其内容和形式不断拓展，成为村中最重要的文化景观。

1.1 军事文化影响下诞生的“跑马”活动

下董寨早期聚落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密不可分。从地理位置看，该村地处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地带少有的横谷区，属于东晋郭缘生《述征记》记载“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必经之地，因此成为沟通晋冀两地的咽喉地带。从地形条件看，该村建于温河北岸，背倚卧龙岗、面仰紫金山的危崖峭壁上，唐《承天军城记》称其“连天作险，蹙地成隆，一夫奋守可以当万人”，而当地民谣曰“头顶九龙群峰立，脚踏玄武万丈崖，迎面凤凰展翅飞，龟蛇二将镇东西”，可见其具备成为军事要塞的基本条件。故早在东汉末年董卓任并州牧时，即亲自巡查此地，设垒驻兵，遂称“董卓垒”，《魏书·地形志》载“乐平郡石艾县有董卓城”，即今下董寨所在区域。此后，“董卓垒”作为抵御河北地区的军事屏障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唐大历元年（766年），河东节度使张奉璋在下董寨村东南的“紫金山”修筑“承天军城”，与“董卓垒”互为犄角，并于此地置承天军。此后，承天军成为唐后期保卫河东及长安、抵御河北诸镇的军事要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廷废“承天军”，将之易名为“承天寨”，董寨被称为“承天董寨”，作为辽与北宋边境，常年有军队驻守。明代，董寨村归平定州承天镇管辖，隶属内长城娘子关段腹地，据《娘子关志》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曾复修承天寨用于抵御游牧民族袭扰。”

综上可以看出下董寨所在之地长期作为军事要冲的战略地位。由于温河河谷自西向东呈狭长走势，南北两侧皆有崇山阻隔，底部温河水流湍急，无论是唐代之前由东向西进军，还是安史之乱后由西向东进军，董寨均是必经之地（图1）。自东汉之后长期在此地驻军的历史无疑促进了村落文化的发展：动荡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当地军民彪悍的民风与习武护身的实际举措，作为基本军事技能的骑术也被董寨村民所承袭，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此外，隋及北宋两次开凿太行运道亦对下董寨产生深远影响。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由于这条岩崖古道途经作为军营的董卓垒，并以之为补给站，下董寨便迎来了第一次村庄扩建，奠定了我们目前所见村庄面貌的早期格局。宋建隆三年（962年），为打通向北的道路进一步统一全国，宋太祖命令“开太行运路”，对原凿山道进行了扩宽，这是继隋炀帝开凿太行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开山运动，在太行山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受两次开道直接影响，下董寨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巩固，军事活动在该区域也日益频繁。据传承人董虎平说：“唐代以来军队信使常年并排穿村而过传递军情的情形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村民便在农忙之余利用穿村古道和饲养战马之便利，在‘跑马’中加入了模仿军队信使送信的活动，将其拓展为村庄娱乐活动。”（被访谈人：董虎平，男，45岁，跑马排传承人，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地点：下董寨村董虎平家，访谈人：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从中可见“跑马排”从军事技能训练向早期民俗活动过渡的村民需求变化——已然更多将其作为农忙之余乡村生活的调剂品，此时跑马排还处于一种无序的自发组织状态。

1.2 农商文化影响下诞生的“跑马排”春节习俗

明清易代，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不存，娘子关沿线堡寨的军事功能弱化，村庄逐渐回归安定的生活状态。由于军寨属性淡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逐渐成为下董寨发展的两大主导因素，共同推动了“跑马排”从娱乐活动逐渐发展为有固定时间、全村老少集体参与、以“崇神敬祖”为主要文化内核的春节习俗活动，其影响力逐步扩展到整个娘子关地区。

1.2.1 农耕文化影响下“祭祀式”民俗的形成

由于下董寨村长期为军队驻扎所在，就地粮食补给是维持驻军的必要条件。但村庄坐落于危崖峭壁上，其耕地主要位于村北的陡坡，农业生产始终面临严重的水源短缺问题，所以村庄的粮食作物以种植耐旱的小麦为主，并以养殖牛、马等作为坡上耕作的主要劳力。这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得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祭祀活动成为村民心目中的大事，并孕育了众多体系的神灵信仰。以笔者实地考察所见，目前该村主要遗存的庙宇有：始建于元至正九年（1349年）的显泽大王庙和牛王庙、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平安阁（即关帝庙），约与关帝庙同期的朝阳阁（即观音阁）及村南的龙王庙。这说明至少从元代开始，村庄便已奠定了如今的基本格局，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逐渐在村庄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地理格局的影响下，该村形成了单一的姓氏结构和宗族格局，并在明清时期发展为董氏“二十四股”（被访谈人：李夏云，女，45岁，下董寨村村长，访谈时间：2019年5月1日，地点：下董寨村跑马大道，访谈人：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各股长辈均为董氏德高望重之人，由他们构成下董寨的主要权力机构，负责村中大小事务，其中就包括祭祀活动和“跑马排”的组织与展演（图2）。周丽蓉曾对娘子关地区的习俗深入研究，发现下董寨村在明清时期已有选拔“灯官视事”的传统，并且将“选灯官”与“跑马排”、“武社火”等结合共同构成了下董寨村独特的春节习俗。

段有文等人指出：“灯官是每年腊月由村民选出村中德高望重的两位老人，在元宵节期间以人代神，全权管理正月十五闹社火整个事宜的总负责人。”这里有几个要点：一是“以人代神”，表明灯官作为民间与上天沟通的纽带，需要承担起带领村民祭祀祈福的任务；二是灯官全权管理春节期间的“闹社火”活动，这意味着灯官是下董寨春节期间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同时也意味着灯官应承担起春节期间的各项开销，所以灯官一般由财力雄厚的董氏族人担任。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村庄，能够具备这样条件之人通常是村中的“士绅阶层”，在下董寨这些人又与村中的宗族耆老重合。一定程度上“选灯官”是下董寨选拔村中首领的一种手段，灯官在与“神灵”沟通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在乡民间树立巨大的威望，而且可以在组织跑马和社火的过程中成为村民集体活动的首领，因而成为该村权力组织架构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环节，这与杜赞奇等人探讨的华北村庄中的“文化权力网络”颇有相似之处。在这一体系下，灯官组织领导的“跑马排”活动成为村民与上天沟通的一种物态媒介，直至今日仍有很多村民认为通过跑马可以祛除晦气，带来好运。在宗族和士绅领导下，村民或作为“跑马”直接参与者，或作为观看表演的观众，“跑马排”呈现全民参与的特征。

1.2.2 商业文化影响下“跑马排”的发展

清初下董寨村隶属太原府平定州管辖，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升为直隶州，下董寨亦改属“直隶平定州安平乡承天都”统辖，村内划分为五甲，实行连保制，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平定废州改县，实行区村制，下董寨作为主村曾辖黑窑凹、张家峪、阳坡等十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初，该村属平定县第十区，1953至1955年为董寨乡乡政府驻地，1958年9月董寨乡并入娘子关人民公社，此后下董寨村隶属于娘子关镇管辖。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下董寨村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初一直是娘子关地区辐射周边的重要村镇。

这一阶段，下董寨村的经济结构逐渐从农业为主转向农商并重，商业文化成为影响该村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村中遗留的清咸丰七年《重修石桥碑》记载：“董寨村东阁外有旧桥，上通秦晋，下接燕赵，往来商旅，靡不遵行，诚上下之要路，出入之总途也。”（碑刻现存平定县娘子关镇上、上董寨交界处，清代上、下董寨属于一地，合称“董寨”）笔者2019年7月对平定县娘子关镇逐村调研后，确定了明清时期途径下董寨这条商道的路径为：自西由水峪沿温河向东，先后经过巨城、会里、上董寨、下董寨、坡底、河北村、娘子关，最后抵达河北井陉（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环太行山暑期田野调查——阳泉站（总结篇）》，2019年7月24日发布于“山大历院”公众号）。古道便利无疑促进了下董寨商业的发展，“到清中后期，商业日盛。西来的煤炭、砂货、铁器、药材、杂粮；东进的布匹、针纺、烟茶、杂货等，均由骡马、骆驼等负载经此来往通过，络绎不绝，加之周边山村人等的生活需要，这个仅千余人口的小村寨日渐繁华，形成了商业小镇的风貌。”时至今日，村中古道两侧仍留存有五十多处院落，有标识的商铺、客栈二十余家，这些商铺是观看“跑马排”表演的最佳场所。穿村而过进行商贸活动的商人们，经常有在下董寨歇脚的传统。该村特有的“跑马排”习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关注，每到正月十六“跑马排”开始之时，他们也聚集起来做些买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娘子关地区有名的“跑马会”。与会人群在观看社火和跑马的同时，也进行农具、日用品和牲畜等交易，这无形中扩大了“跑马排”春节习俗的影响力。“跑马会”成为下董寨与周边村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跑马排”也成为娘子关地区最负盛名的民俗活动之一。

从上述时期下董寨村的场域演化轨迹看，由险要地形和交通枢纽地位带来的村寨功能演变始终是该村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大多数关隘型村落一样，下董寨也经历了防御起源、农耕为本、商贸兴盛的发展历程，“跑马排”亦随之呈现从军事训练技能到日常娱乐活动再到祭祀仪式活动的文化再生产轨迹。

2 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排”春节习俗的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跑马排”春节习俗经历了与下董寨村场域演化休戚与共的时代变迁：首先，下董寨村政治和交通优势的逐渐丧失使得其逐渐丧失了区域中心村镇的地位，直至沦落为一个普通的村镇，“跑马排”影响力也随之收缩；其次，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下董寨乡村社会关系重组、生产方式变革和农村人口流失成为影响这一时期“跑马排”组织和展演的三大因素，跑马排随之进入低谷期；进入21世纪后，受国家政策影响，下董寨村以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的身份重新崛起，“跑马排”春节习俗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进入国家视野，两者均因此得到市场与资本的青睐，逐渐呈现复兴趋势。

2.1 下董寨的衰落与“跑马排”传承低谷期

2.1.1 村落交通优势与经济地位的丧失

清代以来下董寨村维持了长期繁华，“跑马排”春节习俗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情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山西巡抚胡聘之提议、山西省商务局筹办的正太铁路建成通车，该铁路全线长约250公里，途径娘子关，设有娘子关火车站。此后井陉商道开始受到冲击，抗日战争时期，正太铁路改轨扩道，取道石家庄，并更名为石太铁路，承担了更多的运送任务，井陉旧道遂走向衰落。1972年阳井公路竣工，该路直接经过下董寨村北的悬崖之上，此后这条岩崖古道几乎被完全废弃。由于丧失了传统时期的交通优势，下董寨村与外界的物资和人员流通大不如前，该村遂逐渐走向衰落，失去行商和游客宣传的“跑马排”春节习俗影响力也因此大不如前。

2.1.2 乡村社会关系重组与董氏宗族的衰落

从乡村社会关系看，我国的近代化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国家权力直接下放到乡村，原有的宗族、乡绅等阶层逐渐衰落，对乡村的控制力逐步下降。这一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新的顶峰，新政权以涤荡之势迅速扫平了旧势力残余，在乡村中进行了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使得宗族、士绅等原有阶层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任命的乡村干部。这一过程在下董寨具体表现为：该村从单姓村变成多姓村，董氏家族的势力下降。如今，村庄现有400余户，1024口人，其中只有三分之二为董姓，董氏原本牢牢掌握的村庄大权也逐步更替。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跑马排”组织能力的退化，传统时期“灯官”多由董氏殷实之家担任，他们负责承担春节期间组织各项祭祖和民俗活动的开销。原有阶层衰落后，新兴社会阶层本身属于无产阶级的一员，这就导致即使他们取得了各项事务的主导权，这些人也无力承担由传统势力承担的各项费用，只能将民俗活动的经费寄希望于官方拨款和民众集资。久而久之，村庄自身的建设更多开始依赖于上级拨款和国家援助，这使得民俗活动的组织也陷入困境。传承人董虎平不无感叹地说道：“改革开放之前各家条件差不多，灯官每年的开销只是烟钱和酒钱。但即便如此，由于大家都不富裕，也不像以前那样把当选灯官当作光耀门楣的大事了。近几年选灯官的条件已没有以前严格，只要经济状况允许都可以担任。”（被访谈人：董虎平，男，47岁，跑马排传承人，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地点：下董寨村董虎平家，访谈人：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

2.1.3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对跑马排的冲击

历史时期下董寨村素来有养马的传统。马匹在村庄不仅用于日常农业生产，还作为春节期间“跑马排”活动的主要骑乘对象，“跑马”往往全村老少集体参与，十分盛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在党的领导下，下董寨村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革，农业生产活动逐步机械化。这导致村中养马逐渐变少，每年“跑马排”使用的马匹居然需要去河北省进行租赁。据村民董福祥说：“前几年跑马用的马都是租来的，每年正月初八前后由经验丰富的李贵宝老人和灯官到河北租马。”（被访谈人：董福祥，男，63岁，下董寨村民，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地点：官道口小校场，访谈人：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据笔者了解到，由于租马的价格比之改革开放初翻了十几倍，而且价格还在不断上涨，给村里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2.1.4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人口外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乡村经历了一次加速发展期，开始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由于城乡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制约民俗活动组织和传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下董寨成为空心村，村民大量外出。据村长李夏云介绍：“本村人原来以种地为生，近年来大量青年选择外出打工，使得很多老年人随同儿女定居城市，每年参与社火和跑马的人也越来越少。”（被访谈人：李夏云，女，45岁，下董寨村村长，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地点：下董寨村跑马大道，访谈人：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目前下董寨常住人口基本上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口外迁使“跑马排”春节习俗传承和参与的后备人才出现断层，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2.2 新时期下董寨与“跑马排”的复兴趋势

百多年的东西文化交流中，我们经历了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的争鸣，从文化自卑逐渐向文化自信转变，这一过程已为很多学者阐述。文化自信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引领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进入21世纪后，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日益认识到作为维系民族情怀的传统村落与文化遗产的价值，将其提升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近年来先后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七批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持续不断开展实质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下董寨村作为延续千年的古村落，自然而然在这一浪潮中受益，早在2013年即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为全国堡寨类传统村落的代表，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年，该村“跑马排”民俗体育也成功入选山西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两者呈现优势互补的局面。

2.2.1 国家政策主导下的“身份认定”

新时期民俗体育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进入国家视野的，这种转变体现了民俗体育已经从原来的乡土主导向社会公共文化过渡，国家力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非物质文化成为公共文化，大致发生在两个层次，一个是在观念上被大众公认，并且得到公众的自愿参与；一个是在体制上被政府部门正式承认，并且以一定的公共资源加以支持。”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认可。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抖空竹、河南省少林功夫、山东省聊城杂技等多项民俗体育活动入选。这拉开了国家层面普查和筛选优秀传统文化的序幕，此后全国陆续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列入名录的项目给予法律和财政支持，这就使得许多被边缘化的民俗体育活动重新进入国家视野，成为各级政府重视、电子媒体争先报道、市场资源先后介入的文化遗产。作为娘子关地区独具特色的体育民俗活动，“跑马排”春节习俗也受到平定县、娘子关镇政府的高度重视与保护，在村两委及上级领导的努力下，“跑马排”于2021年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为跑马排的现代传承提供了法律和财政支持。

2.2.2 市场运作下的“文化资本利用”

皮埃尔•布迪厄将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归结为“占据社会权力的组织成员以制度化和象征性的策略手段，保证其文化特权垄断地位，并且将文化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提出，认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转换。”在此理论指导下，新时期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地方政府往往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就平定县而言，拥有悠久历史沉淀的“跑马排”春节习俗作为当地居民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同娘子关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成为下董寨村重要的经济支撑，重新被村民重视起来。

在市场主导下，近年来该村引进投资对跑马排进行了一系列包装整理，不仅修建了专门的跑马场，还买下五匹马作为专用表演马匹，跑马排展演的区域覆盖到整个娘子关镇。2014年春节期间，下董寨人赴娘子关镇开展了民俗展演。2016年春节，跑马排纪录片《猴年马事》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下董寨跑马排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为了适应观光旅游的发展，在平定县文化局、旅游局、娘子关镇党委、娘子关旅游景区管委会支持下，2018年十一黄金周下董寨村成功承办了跑马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吸引了数**观看。据该村书记袁玉祥介绍：“近年来每年观看跑马的游客达上万人次，我们村的人抓住商机，除在村里开办饭店和杂货店外，还教人跑马技巧，平均每场跑马表演村里可以获得50—100元数额不等的经济收入。民俗文化展演已经成为本村收入的重要来源。”（被访谈人：袁玉祥，下董寨党支部书记，男，62岁，汉族，访谈时间：2019年7月18日，地点：下董寨村委会，访谈人：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研究生）2019年在平定县文化局和下董寨村委的领导下，村里成立“跑马排民俗传习所”，老一辈的跑马传承者在传习所里传授跑马技巧，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学习。

2.2.3 传统力量回场下的民俗传承

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为民俗体育复兴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级名录体系下，许多原本依托于乡村社会的非遗拥有了固定传承人，受到社会的尊敬和认可，但更多的民俗传承者被刨除在体系之外，渐趋于边缘化。市场对民俗体育活动本身的影响则更大：在城镇化影响下，城市逐渐成为乡村的效仿对象，民俗体育也逐渐倾向以城市旅游观光者的喜好为导向。如下董寨的“跑马”和社火表演即根据观光需要，增加了游客互动的环节，一些惊险刺激的动作被改良，表演者的穿着打扮也逐步从简。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下董寨村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核逐渐向猎奇性、商品性转变。这种功利化导向极大冲击了历史悠久的“跑马排”春节习俗，传统与现实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就“跑马排”千余年的发展史来看，传统时期逐渐形成的“选灯官”、“查灯行香”、“祭祀祈福”、“社火庆祝”等传统仪式与“跑马”这一运动是不可割裂的。这些仪式在村中年复一年的上演，其顽强地植根于乡村、宗族、邻里的互动中，已经构成了下董寨村民深刻的集体记忆。如今每到正月村里依然把选灯官和拜神祭祖视为一件大事，村里甚至对灯官进行一定的补贴。而那些外出的村民也会遵循惯习，尽量回村参与或观看“跑马排”活动。这表明“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并没有摧毁以往的乡土传统，事实上乡村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延续着，“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下董寨村的场域变迁看，该村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巨大更迭使“跑马排”春节习俗也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发展态势。从其文化再生产轨迹看，这一阶段跑马排经历了从“传承式民俗”到“开发式民俗”的嬗变。应认识到：当前“跑马排”春节习俗的传承中既蕴含着文化复兴的希望，又需警惕传统文化内核被市场完全同化的风险。

3 余论

上文从长时段审视了下董寨村场域演化与“跑马排”民俗体育的文化再生产历程。当前在国家、市场和传统三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下董寨村和“跑马排”春节习俗都逐渐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新阶段，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鼓励挖掘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村镇、街区”等具体指导意见，这要求我们对村落非遗的生存环境和活态传承进行进一步的学理审视。

传统文化学者将文化系统分为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其中器物属于表层，制度属于中层，观念属于深层。本文认为“跑马排”春节习俗的未来发展也应注重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其中，“跑马排”春节习俗的本体属于器物层面，未来应在传统与市场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与突破，既要注重“跑马排”的传统文化内核挖掘，又要推动其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下董寨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结构是“跑马排”春节习俗获得稳定传承的制度层面，未来应以旅游开发和体验式观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全体受益和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为导向，持续推动“跑马排”与村民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使“跑马排”成为新时期村民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和物质寄托；下董寨村民对“跑马排”的重视程度属于观念层面，未来下董寨村应注重“跑马排”春节习俗展演平台的不断突破，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在良性循环中推动村民“家园遗产”观念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