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Fieldwork”，意为“田野作业”或“田野调查”，源自文化人类学的术语和范畴。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是指调查者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在特定时空范围内长期或定期深入实地，同被观察研究群体共同生活，体验该地区日常生活与思想文化，以揭示人类社会构成文化差异和文化法则的一种研究方式。后来这一术语被各学科广泛借鉴，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具有“通用”意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历史学意义上的田野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它强调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地域历史的体验、感觉和文本资料的搜集。山西大学社会史历来有“走向田野与社会”，重视民间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传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乔志强先生开创近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知识体系以来，其弟子行龙教授完成了从整体社会史向以山西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转向，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利用收集到的大量碑刻、契约等民间文献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路径，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二十一世纪以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呈现“前后贯通”的学术取向，先后形成了在行龙教授带领下，依托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开展的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以及在郝平教授带领下，依托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开展的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两大研究方向。

2013年，为进一步改善山西乃至北方地区对民间文献整理和利用不足的现状，推动新的学术领域开拓，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郝平教授的组织下，成立了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以一批刚从海内外知名高校毕业的80后博士作为团队主体，带领学生走向田野，深入民间。2017年，中心聘请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晋商文化研究院院长孟伟教授为主任，确立了以民间文献收集和整理为中心，以明清社会经济和太行山传统村落为两翼的研究方向。经过数年的建设发展，中心初具规模，现有研究人员10人，均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2人，讲师4人。在读博士生4人，硕士生28人。中心自成立伊始即承袭山大社会史的治学传统，把田野作业作为团队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近五年来，围绕太行山中心师生展开了连续大规模的田野作业，代表性的有：2017年7月至8月，北太行长城沿线田野作业；2018年5月环南太行田野作业、6月环北太行田野作业；2018年7月至8月晋东南黎城、高平等县田野普查；2019年7月至8月太行山东、西麓专题调查；2020年8月武乡县革命文物普查……通过持续地走向田野，中心不仅发现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命题，由此申报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十数项国家级课题；还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史学月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史研究》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收集到各类碑刻、契约、家谱、书信、村镇志、专志、地图等10万余件；在电子资料数据建设方面，中心现已收集到包括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在内的各类原始资料（文字、图片、影像、纪录片等）和研究论著，总量达12T。此外，还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田野作业经验。本文以中心近年来进行的系列田野作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田野作业各环节开展的系统梳理与经验总结，初步建构起中心师生太行山田野调查的基本模式与规范，以飨后进菁英。

一、“鸠工庀材”：田野作业的前期准备

（一）依据研究目标选择田野作业模式和调查区域

史学田野作业依照有无明确的研究目标，可分为探路式调查、普查和专题调查三种类型。其中，“探路式调查”是以整体感知为主要目标，以某一线路途经“样本”（通常是村落）为中心展开田野作业，试图短时间内宏观把握区域特点的调查方式，它常用于“普查”或“专题调查”的准备阶段，旨在为后续的调查方案做准备工作；“普查”是在选定调查区域后，对该区域所有对象进行的“地毯式”调查，它并不拘泥于特定的研究范围，举凡调查区域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风貌、地理标识、风俗习惯等均在普查之列，它的主要目标是对调查内容“应收尽收”，强调对区域、村落、族群、文化遗产与民间文献的整体把握，因此普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题调查”是在对调查区域有初步了解的前提下，以明确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田野作业模式，由于这一模式的调查区域和调查范围都相对固定，因此适合对某一研究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搜集资料和口述访谈。以上三种作业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绝对的，需要依照研究目标和研究区域的具体实践随时调整。

（二）对选定调查区域的研究资料进行前期搜集和阅读

选定田野调查目标和研究区域后，应立即对调查区域已有的研究资料进行前期搜集和阅读。这些基本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常见史料，如方志、碑刻集、地方文集、古舆图等；二是研究工具，如现代地图（Google earth等）、文物地图、传统村落数据库、历史文化名村数据库等；三是研究文献，如时人著述、相关论文等。如2018年7月专题调查分组之后，阳泉组即拟定“传统村落价值体系研究”与“传统村落保护”两大主题，并制定以娘子关为中心的古商道传统村落群作为重点调查对象的初步计划。此后，小组成员陆续搜集到娘子关地区相关文献42种（图1），为后续调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出发之前调查小组应组织集中学习，力求对所调查区域的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人口、历史、社会经济状况等有所了解。调研者还可以就调查区域先行开展学术史梳理和文献综述，以此来了解以往学者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哪些问题、运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哪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哪些问题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等等。这些在学习过程中捕捉到的“灵感”和线索要及时记录下来，在此后的田野作业中着重关注。

（三）设计调查表和访谈问题

无论哪一类型的田野作业，都需要进行调查表的先行设计。在设计调查要素时应尽量全面，尽可能涵盖调查区域各方面的内容和变化。如中心依照太行山田野作业涉及的各个层面，分别设计了“村庄概况登记表”、“庙宇情况登记表”、“传统民居情况登记表”、“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登记表”、“民间文献情况登记表”、“村庄历史文献集成”、“村庄人居环境现状情况登记表”等七个表格。以“村庄登记表”为例，其内容包括考察时间、考察团队分工、村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村庄形成时间、村庄选址、周边道路、主要姓氏、村庄人/户数、庙会时间、村庄耕地及主要产业、人均收入、村庄历史文化遗存（庙宇、阁门、古树、古道、古井、传统格局保存情况等）、村庄平面图、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方面；“庙宇情况登记表”则包含了庙宇名称、规模、朝向、是否修缮、位于村中位置、遗存壁画情况、建筑情况（面阔、进深、顶部样式、脊房题字、奉祀神灵）、碑刻刊立情况等多个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表格所含内容有些是田野作业之前的预设，有些则是根据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合理修改。正是在一次次田野作业中，随着调查范围和内容的逐步深入，这些调查表的内容也得以日趋完善。

一般来讲，依照调查提纲设计的调查表可用于村庄普查，调查者依照表格内容对村中干部或者中老年人进行提问，即可获得对应的基本信息。而对于精准性、细节性要求更高的专题调查而言，此类表格可能会稍显不足，这就需要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依照实际情况设计新的调查提纲。如阳泉组对平定县娘子关镇井陉古道沿线进行专题调查时，意外发现该区域下董寨村至今保留着“跑马排”的习俗，因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小组成员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份访谈提纲，分别对该村村长、书记、跑马传承人、普通民众等不同身份的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图2）。

（四）准备调查工具

在太行山区进行田野作业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出发前应尽量准备好必备生活用品和调查所需的工具。生活用品包括但不限于：（1）衣物：如长裤、网格鞋、帽子、防晒衣或薄衬衣等；一般来讲调查时间为1到2周，因此必备衣服至少备置3到4套；（2）携带行李箱大小视个人情况而定；是否携带拖鞋、床单被罩等视个人卫生而定；（3）剃须刀、防晒霜、牙膏牙刷等物品；（4）蚊香、电蚊香等驱蚊物品、抗过敏药品；（5）洗漱用品、洗衣粉/液、衣架；（6）电脑、手机等；（7）身份证、学生证、一卡通等；调查工具包括：相机、卷尺、文件夹、调查表格、刷子、清洗球、手套、院旗、工作牌、介绍信、创可贴、录音笔、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雨伞、水杯、卫生纸、充电宝等。并提前下好如下手机APP：导航软件（高德、腾讯、百度等）、BIGEMAP、指南针、录音机、备忘录、计算机等。

（五）进行田野调查基本技能培训

(1）掌握田野资料数据库建设的基本规范

中心田野作业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可分为七种类型，分别为考察照片、录音（口述资料）、调查简报、调查日志、文献收集、田野考察数据库、碑刻（或其他民间文献）整理等（图3）。这些资料归档的基本形式是电子文件夹，因此需要确立一套适用于田野作业的编号制度，以便整理。以“考察照片文件夹”为例，其命名的基本规范是：一级文件夹命名：“XX县XX镇”（顺序排列）（如：01.平定县娘子关镇）；二级文件夹命名：日期+组名+村名（如：20190709张玮组：娘子关-上董寨-下董寨）；三级文件夹命名：村名（顺序排列）（如：01.娘子关村）；四级文件夹命名：建筑名（顺序排列）（如：01.关帝庙；02.观音庙）；五级文件夹命名：拍摄者名（如：张玮相机）。又如“调查简报文件夹”的命名基本规范是：时间+县名+镇名+村名+调查简报（如:20190709阳泉市娘子关镇娘子关、上董寨、下董寨三村调查简报）。文件夹整理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要素化、谱系化、序列性、完整性、归户性。

(2）掌握田野照片拍摄的基本规范

在田野作业中，拍摄者需整体把握村庄面貌和拍摄各类民间文献，因此需要较高的专业素养，并掌握一定的拍摄技巧。田野拍摄的基本内容应包括：

村落面貌：村庄全貌，包括村落及其边界；村落周边的山脉、水系、森林、地质等；村落不同角度的景象，村落内部及村庄高点拍摄；村庄主要街巷，如传统轴线、主干道、商铺街；村庄公共空间，如广场；村庄自然景观、名胜古迹等。

历史遗存和见证：村落历史见证，如石碑、历史界石、古墓、古井、古桥、寨墙、堤坝、涵洞、码头驳岸、古树名木等；家族历史见证，如族谱、祖宗像、祖宗轴、祖宗牌位等；地方文献，如方志、史籍、地契、分家契约与其它有人文价值的文书等；其它有年代的遗存，如对联、匾额、家庭居室物品，如瓷器等。

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公共遗产，如庙宇、祠堂、戏台、古桥、书院、鼓楼、历史遗址（包括各级文保单位）等；民居建筑，如经典民居与普通民居等；作坊，如油坊、造纸坊、豆腐坊、染坊、陶瓷作坊、打铁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与政府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未列入国家与政府名录的民间文化与艺术，如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活态非遗，还应该对其器物、制品和传承人进行拍摄。

民俗生活类：民俗生活场景，如生活在其中的人、生活物品、服装、生活方式等；礼俗生活场景，如婚丧嫁娶、生育习俗、集市、岁时节会等场景；家居信仰场景，如信仰偶像、行业神、保家仙等；交通工具，如畜力牵引的各类车、轿子、滑竿、船、皮筏子、家畜等。

生产方式：日常生产场景，如农、林、牧、副、渔等；生产工具，如风车、水车、犁、耙、耧、牲口套具、水磨、辘轳，以及渔具，猎具等；手工制品，如用于生活应用、游艺、摆设的各类陶瓷、草编、布缝、木雕、石刻、纸扎等物品。

人物：当前的村民肖像，男、女、老、少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肖像，历史上对本村有贡献或影响力的人物。

村落现状：近年来村落的新变化：村落中新的建筑；国家、省、市授予的称号牌匾；村落旅游状况；博物馆、图书馆等新型文化设施；村庄宣传标语。

照片拍摄应遵循顺序性（把握层次）、对照性（把握整体与局部）、效率性（把握数量和质量）三大原则。此外，还需专门学习单反相机使用技巧，尤其注意不同环境下感光度的调节，正常白天外景ISO数值在100-300即可；在昏暗场合中要调高到400以上才能拍摄清楚。

(3）掌握搜集文献整理的基本规范（以碑刻整理为例）

搜集散落于民间的文献资料，并展开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碑刻资料，是我们在太行山地区田野作业中最常见的民间文献类型之一。掌握碑刻整理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对田野调查的成果转换具有突出意义。碑刻整理应该包含标题（年代加题名）、碑额、碑阳、碑阴等几个部分（图4）。其中，碑刻内容整理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对于漫漶和残缺的碑刻：漫漶不清处用符号“□”标明；大段漫漶不清处用“（缺）”的形式标明；碑文残缺之处用“（缺）”的形式标明；有一定程度漫漶，字迹不能肯定之处先用“□”符号标明，在此符号之后加方括号注明大概辨识的文字，例如：“□[所]”，有几个文字就用几个“□”符号；部分文字漫漶严重甚至无法辨识是否有字，但是根据上下文能够推测是什么字，这时也用“□”表明，后补出推测的字加方括号。例如：“住□[持]”。

对于省略的字：碑文中省略文字需要补出的情形，补出的文字加方括号。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地名省略需要补出的；人名省略需要补出的。

脱字、讹字与衍字的处理：衍字不删,用圆括号标出；脱字,补出后用方括号标出；讹字不删，用圆括号标出，后面补出改正的字。

异体字的处理：异体字直接改为规范汉字的形式，然后加注解说明。比较罕见的异体字要详细讨论。对于异体字查询和录入，可使用汉典，有些异体字无法打出来的用文字说明。

类似字的处理：含义相同，但是不是异体字或繁体字的，不能写作同一个字，例如“资”和“赀”；数字的大写和小写要按照原碑文，不能改动；记账符号，如“一”写作“乙”，“钱”写作“小”，“分”写作“卜”，这些可以直接改为规范汉字，无需出注。

地名的处理：外地捐款地名如有古今名称不同的尽量作注，古今同名的一般不作注；附近村子名称一般不用作注，特殊情况可以作注；由于地名情况复杂，有些地名不能尽知，需要实地走访。

碑刻捐款的整理：完整的一条捐施记录的格式是：“地名”（府州县或乡镇或村庄或单位等）+“捐施者”（人名或商号名或组织名等）+“捐施物”（银或钱或洋或地或实物等和数字和计量单位），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捐施名单都会省略，可以省略除捐施者以外的任何一项，因此整理的时候要将省略的部分补出来。

在碑刻整理之外，要做好民间文献的功课，遵循归户性原则（把握文献所出的所有主体，包括区域、村庄、家族、个人、庙宇、商号、村社、会社、组织等）、整体性原则（把碑刻置于更大的区域空间理解）、完整性原则（同出碑刻之间要注意其紧密联系）。正如长期从事碑刻收集与研究的郑振满教授指出：“从具体的碑铭材料出发，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发掘碑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揭示碑铭所反映的历史动向。”这也是当前历史研究中碑刻材料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之一。

(4）掌握民间文献学、历史地理、口述史的相关理论

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史学田野作业的核心工作，我们进行环太行山田野作业，就是要在田野中发现文献、解读文献与利用文献。田野考察的最终目的是将各种类型的文献如正史、实录、政书、档案、方志、族谱、契约、碑刻、书信、账簿等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关联起来，在获得在地化感知的同时，深刻理解文献背后的故事，书写富于立体感和整体性的历史，并籍由此“历史”回应历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问题。由于任何民间文献都必须在归户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所以收集和整理民间文献最基本的原则是保护文献生产现场，并注重把文献置于所处区域中进行整体把握。在实地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资料一定程度上可以省去归户的烦恼，但如果想读懂民间文献，还需具备一定的基本知识，如熟练掌握书法及苏州码等，并对中国古代国家层面的各项基本制度有所了解。对此，中心孟伟教授结合多年田野作业实践，总结出民间文献整理和利用的六个层次，分别是：“甄别、归户、定位”；“规范、模式、结构、格式”；“术语、行话、习惯法、方言”；“背景、时代、事件；“类型化、要素化、谱系化”以及“综合认识和关联性研究”。

此外，在田野作业中要着重注意历史地理学的应用，熟练掌握历史地理相关知识。中心的调查团队在近年来积极培养学生熟练运用Google earth等地图软件，并利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作区域聚落示意图，使调查区域和调查有了更加直观的展现（图5）。同时，通过对地理要素的分析加深了对区域社会的认识。如2018年中心黎城普查中调查组发现太行山区传统村落的聚落生成，深刻受到地形地貌和水文因素的影响。黎城的早期聚落即呈现以漳河流域上遥镇为中心的农耕带状分布及以交通枢纽东阳关镇为中心的太行关隘带状分布的特点，两者均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适应。同时调查组认识到，由于水源充沛，上遥镇附近的农作物种类和产量较黎城其他区域更为丰富，因而成为黎城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由于山川形变演化的稳定性，东阳关作为古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必经之地，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功能，这一区域甚至出现太行旧道、新建长邯公路、长邯铁路三条通道在峡谷并行的奇观。

史学田野作业还需注重口述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历史学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除采用观察法对调查区域进行直观了解外，还需与地方民众进行广泛交流，以获得具有解释力的口述史料。将口述资料与其他资料结合起来，在相互印证中获得更为立体的历史感观，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因此，在田野作业之前，需要对调查者进行口述史方面的专业培训。首先，应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事前准备包括：明确目的、确定地点和受访者、了解相关背景资料和设计提纲。明确目的和确定地点上文已经提及，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采访效果越好，事实上如果想要深入了解村庄的实际生活状况，倾听原汁原味的民间“声音”，我们必须采访一些村庄的中老年人。这又涉及到如何与受访者拉近距离的问题，记得2018年4月笔者随孟伟教授沿南太行进行探路式田野调查时，其中感受最深的体会是“出门小三辈”。面对陌生而又朴素的乡民，如何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友善谦逊的说明来意，并与他们进行有价值的交谈，一直是田野口述的一个难点。我们必须要诚心实意的向受访者请教，有的时候一次并不能完全打开受访者的心扉，我们还要多去几次，甚至手中需要一些小的物件。对于受访者提供的口述资料，我们不仅要详细记录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性别、身份等，还要记录访谈地点和访谈场景，并对口述材料内容进行文字化处理。

(5）强化安全意识

环太行山地区进行田野作业经常要翻山越岭，跨越一些相对危险的区域。即使是在地形地貌相对平缓的区域，也时常会存在各种潜在的风险。因此进行田野调查时要注意安全第一，增强调查者的安全意识，避免一些危险的行为和举动。以下所列几项可以作为参考：

a.按照提前订好的考察区域，为司机师傅做好导航工作，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尽量选择安全宽敞的行车路线。

b.到达村庄后必须在车停稳后再拿好考察工具有序下车。

c.向村民了解村庄信息时要有礼貌，尽量不与村民发生冲突。

d.要注意避开村中特殊人员、不撩猫逗狗、不碰危险动植物以及危险物品。

e.谨防狗咬、峰蜇，注意老化电线，注意水井作业安全以及连续阴雨天状态下的泥地、陡坡、危房等。

f.不要一个人进草丛或树林；不要一个人去水井、地窖等地方；不要一个人进废弃的寺庙、戏台等。

（六）开展田野作业的“有身份进入”与“无身份进入”

在正式进行田野作业之前，调查者或许已经对调查区域有一定的了解，也熟知前往调查区域的交通状况和路线。但这些还不足以使调查者在田野作业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除空间意义上进入调查区域外，调查者还需要在“社会”意义上进入调查区域，获得被调查对象群体的认同和接纳，使他们配合你的田野实践，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人类学者将进入田野调查地点的方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有身份进入”，另一种是“无身份进入”。过去中心的绝大多数田野工作都属于“有身份进入”，即在去往调查地点之前已开具学院或学校的介绍信，并联系当地政府或其他机关予以支持。在这种路径中，田野调查小组在进入村庄时，一般都会先前往村委会说明来意，也往往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如中心2018年7到8月进行的黎城田野普查得到了黎城县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配合。县人大副主任孙广兴先生在得知我们来意和调查计划后，十分关注中心的田野活动。他不仅亲自给各乡镇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还亲力亲为陪同调查组进行了十数天的调查工作，这使得中心在黎城的普查工作得到了极大推进，两个月间，中心对黎城县9个镇的146个村庄进行了全面普查，共计调查庙宇380余座，收集新、旧碑刻622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普查，中心学生对于以黎城为代表的南太行传统村落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谱系有了深刻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关于黎城的系列论文。同时，也应注意这种主要依赖政府机构进行的“有身份进入”研究区域亦有其局限性。尤其是政府机构对调查工作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决定了调查质量存在不确定性，当面对一些较为敏感话题的时候，这种田野作业反而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作用。

除通过政府机构达成“有身份进入”外，依靠熟人和地方文化人士达成的“有身份进入”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几乎每个县都有几位对本地区乡土知识和地方文化颇为了解的地方学者，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中心调查小组进入调查区域过程中，不仅可以在阅读地方文献和田野实践中发现这些学者，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他们。在其帮助下，调查小组往往也能有丰厚的收获。如2018年7月灵石组在静升镇进行田野作业过程中与地方文人张佰仟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热情的带领小组参观考察静升镇的各个文化遗址，还无私的提供了很多民间文献，使灵石组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除“有身份进入”田野外，中心偶尔也会有个人针对某一专题对特定区域展开专题调查，这时往往采用“无身份进入”田野。其缺陷是调查的力度较小、进度较慢，还容易受到来自村镇一级的阻力。不过其优点也很明显，这种调查不受政府的影响，调查结果相对客观。当然，这种“无身份”也不是绝对的，随着调查者在村庄的逐渐深度介入，调查者会逐渐与村民熟悉，这时会慢慢变成另外一种“有身份进入”，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应随之调整。

二、层层推进：作业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与注意事项

（一）团队角色分工与具体职责

中心田野作业是以团队协作的形式来展开集体调查。这就需要在考察初始进行基本的角色分配和任务分工。参与调查的每一小组都应在正式展开工作之前召开筹备会，在会议中除明确调查主题、强调注意事项、进行田野基本技能培训外，应选出团队的领队。在实际田野过程中，由领队全权负责行程规划、财务管理和安全事宜，其他成员应支持领队工作。

从理论层面来看，调查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拥有双重角色：首先，调查者是学习者，他需要在田野作业中不断总结和学习，并熟练掌握和运用他们在书斋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其次，调查者是研究者，他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观察乡村社会的运行机制，并通过搜集到的民间文献开展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研究。因此，调查者应该在深入田野、融入田野的同时始终保持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调查小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熟悉田野作业中的任一角色，他应该是访谈者、记录者、拍摄者、资料搜集（有时需要实际测量）和整理人员、通讯发布者，等等，这需要熟练掌握不同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各种局面。

当他作为记录者时，很多情况下也是访谈人员，他需要对每种类型调查表的各项内容有充分了解，同时也应该具备基本的交际能力和工具使用能力（如录音笔等），礼貌谦逊的进行访谈和记录工作。这一过程中，访谈记录者可能会接触到性别、年龄、个性和职业各不相同的受访群体，这就需要他始终以诚相待，用耐心和细心打动受访者，以获得相对真实可靠的资料。

当他作为拍摄者时，他应熟练掌握单反相机的使用技巧，并始终坚持“多多益善”原则，对调查区域的全貌、村庄的各项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庄的庙宇与碑刻以及各种类型的民间文献进行全面拍摄。拍摄者还应该有统观全局的战略眼光，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除了跟随大部队进行拍摄外，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村中感兴趣的事物进行拍摄。有时这些“无意识”的拍摄反而会成为我们了解村庄的重要资料。

当他作为资料搜集者时，调查者所面对的除了观察到的文字资料和遗址遗迹外，还经常能得到一些关于文献的线索，如村庄大族可能保存有族谱、祖上出过名人的家庭可能留有先人文集、知名的地方学者可能对村庄的文献已进行了整理、还有村庄老支书和会计手中可能留有全村的四清档案和会计老账，等等。这需要调查者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热忱之心，对资料所有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搜集资料的希望，对于那些孤本材料，尽可能的说服对方允许拍摄；对于可以复制和带走的材料，有时还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总之，这一过程一定要保持友好，哪怕没有获得资料，也可以为下一次再度访谈奠定基础。

当他作为资料整理和通讯发布者时，调查人员扮演着成果输出的角色。这要求每一位参与田野作业的成员积极配合，拍摄者和记录者应将每日调查获得的资料（主要是调查表和照片）进行归档，并整理出序列化的表格，以作为调查简报、调查日志和调查推送的参考。调查简报和调查推送应保持日更，调查日志作为每一位调查成员的自我总结，至少应保证每组有一份考察过程完整序列的日志（图6、图7、图8）。

图8 2018年7月高平组徐晓亮同学的考察日志(3)

（二）调查过程的一般流程与注意事项

无论哪种类型的田野作业模式，都需要对调查流程进行整体把握。在田野调查中，调查团队除需要宏观把握调查时段、区域与范围外，中观层面还应设计阶段性任务和中期报告会，微观层面应设计每日工作计划、工作安排和注意事项。

调查流程的宏观把握：在田野实践中，中心逐步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田野工作流程和作业模式。基本的工作路径是依据差异化特征选定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然后以具体的县域为范围，以县域内的村落为基本单位，除对各村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做“地毯式”普查外，也要对具有突出代表性的要素进行专题调研。田野调查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也逐步明晰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关注相对动态的村民群体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二是关注相对静态的村庄结构及村落遗留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以口述访谈和民间文献搜集为主，尤其重点关注村庄中遗留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在选定调查范围和关注重点后，应该对调查进度进行规划，总体来讲调查进度受科研经费、调查者的时间分配、调查者身体和精力状态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专题式调研以一到两周为佳，普查则可以实行轮班制，分成不同的小组先后投入田野作业。

调查流程的中观层面：在选定调研主题、划定调查范围和制定调查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田野作业的各个团队应该依据专题和目标先行划定时间轴，统筹安排此次田野作业前、中、后期的工作重心。如在2019年7月为期两周的田野调查中，阳泉组依据准备阶段的既定目标，将考察分为“异地扶贫中的传统村落保护”和“以娘子关为中心的传统村落价值体系研究”两大类，并制作了清晰的时间轴（图9、图10）。随后调查团队基本以该规划开展田野作业，使整个田野作业流程变得清晰。7月14日，阳泉小组对“异地扶贫搬迁专题”进行了中期总结；7月22日，阳泉小组对“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专题”和本次调查总体情况进行了终期总结，安排了后续的资料整理任务。

调查流程的微观层面：田野作业流程，在总体把握和统筹规划基础上，还需落实到每日流程中。从田野调查的具体细节来看，每日调查以7:30-8:00作为早餐时间，起床时间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限制；在下楼吃饭之前必须仔细检查各自工作材料和工具，相机、录音笔、测量工具等最好由专人负责。从8:30到18:00是正常的田野工作时间，中午何时吃饭，要不要午休等都要依照田野作业的实际状况而定，因此田野是一项对体力和耐力都要求很高的活动。田野过程中团队成员要各司其职，做好照片拍摄、资料搜集和口述访谈等具体工作。田野作业中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不要去危险的地方活动，如果有队员被划伤或者蚊虫叮咬，应该及时就近寻找药店或医院进行治疗，尤其是当前我们面临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问题，每个小组都应该准备充足的口罩和手套以备不时之需。18:30左右是晚饭时间，饭后调研小组成员要对今日的工作进行简短的总结和讨论。这些讨论既可以是学术性较强的感受和问题凝练，也可以是对今日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正如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的经验是“在田野实践教学中训练学生发现各类材料与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鼓励他们运用推论性解读方法带着问题意识，依照时间序列以文献与田野材料为依据，讲述一个能贯穿当天的田野所得与田野读本的历史进程。”这一方法值得借鉴和推广。待开完总结会后，小组成员各自分工整理每日相关资料（照片、口述资料、碑刻），并进行调查日志、调查简报和调查推送的撰写工作。领队要统筹规划，对第二天的行程和安排做进一步说明。待这些事情全部做完后，小组成员应互相提醒清点翌日调查工作所需的材料和工具，如单反相机是否充电、内存是否充足；要在文件夹中放入足够翌日使用的村庄和庙宇登记表；检查录音笔及其他工具是否齐全；等等。以上这些工作尽量在22:00之前完成。

（三）田野作业信息发布的规范和注意事项

田野推送是第一时间向社会各界发布中心田野作业进展情况的平台。从近几年中心进行的田野作业来说，常用的田野调查推送平台主要是微信公众号和地方报刊，其中以公众号为主。为了展示中心田野工作的全貌，田野作业信息发布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应遵循真实性原则。田野推送的内容必须是对田野调查过程的真实还原，因此需要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做到不隐匿、不溢美，保持客观；其次，应遵循丰富性原则。田野推送的内容不仅应包含团队成员、考察时间、考察路线、具体的村落信息、庙宇信息和民间文献搜集和整理信息，还可以将调查小组成员后续的思考和讨论添加进去，要注重图文并茂，文字优美；最后，应遵循时效性原则。田野调查的连续性决定每天都会有新的任务和实践活动，因此田野推送应该在考察结束的第二天即以公布。以往的经验表明：让低年级的调查成员编辑田野推送，编好后由高年级同学校对，反复通读几遍后保证全文流畅，即可发布。

（四）数据库建设的及时推进

数据库建设是中心成立以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孟伟教授将其特点概括为“要素化和谱系化”，它遵循层次性和序列性原则，从不同层次对我们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类似“合并同类项”的整理工作。因此，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广泛运用于田野作业的各个环节中。调查小组在开展一次完整的田野实践活动后，即应建立起本次田野考察的数据库，这是下一步开展资料内容整理和研究的基础。如中心2019年7-8月进行的黎城普查结束之后，对黎城九个乡镇分别建立了数据库。该数据库主要以乡镇下辖各个村庄为基本单位，对田野中拍摄的照片、访谈结束后语音转换的文字、田野中收集到的各类文献进行了整理，并制作了各乡镇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以洪井乡基本情况汇总表为例，该表主要由各村庄情况汇总、各村庙宇基本情况汇总、各个庙宇收集到的碑刻汇总三部分构成。这些资料以编号的形式分别归入不同文件夹中，使读者可以轻松的检索到自己需要的数据。毫无疑问，数据库建设是田野作业中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对后续成果的输出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三、厚积薄发：田野作业的后续及成果

“走向田野与社会”要求调查者身临其境，在实地考察中走进历史现场，在接触民间文献中深刻理解社会变迁。对于调查者而言，不仅要能走进和融入田野，还要能跳出田野。田野作业之后，调查者应该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并对文献背后反映的历史事件加以研究，对田野调查工作有所总结。总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就整体或者局部的调查过程撰写田野报告，也可以是对感兴趣的某一话题开展初步地实证性探究。例如2018年调查小组在环北太行山沿线调查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会上，围绕金元以来北太行山地区宗教世俗化的现象，分别从“庙宇位置的变化（山上→山下）”、“碑文内容的变化（用语、施主、管理者）”、“神祇选择的变化（教派界定→邻近相似）”、“神灵职能的变化（各专其职→唯灵是信）”、“神庙格局的变化（各处其所→诸神共聚）”和“神庙周遭的变化（庙宇下山→村庄入庙）”等六个层面进行了统合分析。从成果展示的角度看，总结形式既可以是访谈实录或调查报告，也可以是研究论文或者咨询建议书等等。2017年，中心申请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与异地扶贫搬迁中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课题编号：17JZD052）”获批。此后，中心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田野作业路径外，又逐步将关注的视野从民间文献资料扩展到能够反映传统村落价值体系的所有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并对当前乡村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试图从长时段探究太行山地区文化脉络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问题。

中心学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寻找选题、并依托田野作业搜集到的资料开展相关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功申报系列课题

四、结语

目前田野调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中已蔚然成风，各研究机构的田野作业也越发自觉的从研究者的个体行为转向“集体调查”。对于历史学来讲，走向田野是一个发现史料、发现问题、发现历史的综合作用的研究过程。调查者通过田野考察获取资料，在走向“历史现场”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文献描述的社会情境，这是其方法论意义；调查者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研究区域社会，关注基层社会的生存实态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此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认识，这是其认识论意义。正如行龙教授所言：“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的三位一体，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相连。”田野作业在历史研究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心成立伊始，即把田野作业作为团队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研究问题、资料源于田野，又在田野中解决问题，研究成果最终应用于田野。随着田野作业的不断深入与开展，其不仅仅是作为辅助学术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更逐渐趋向学术拓展的领域与研究的内容，成为“在野之学”。田野作业有一套复杂而精细的运作体系，走进田野并非作业的开始，需要相应的前期培训与指导、策划与统筹；离开田野亦远非作业的结束，后续的整理资料、发现问题、文论写作、形成成果更为重要。因此，田野作业看似奔波于田间地头，千篇一律，实则内涵丰富，因人而异。田野作业的前期准备不同、考察程度不同、后续深入不同，其效果都会千差万别。因此，应适时梳理田野经验，及时警醒考察教训，实时调整作业方向，从而始终确保田野作业的广度与中心发展阶段相调合、田野作业的深度与中心发展方向相契合、田野作业的精度与中心师生状况相适合，最终实现基于田野作业基础上的学人发展、学术创新以及学科拓展的学理路径。

来源：李善靖,张玮.在野之谈:太行山田野作业的经验与方法——基于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系列调查的探讨[J].地方文化研究,2020,8(06):16-32.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