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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波、张继焦:商业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保护研究 ——以晋商会馆碑刻为中心

发布者: 时间:2022-02-20浏览量:

杨波1 张继焦2


1. 山西大学;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一、问题的提出

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跨区域贸易的商人群体在行商区域所建立的,具有社会管理、文化凝聚和经济整合功能的聚会场所及其自我管理组织。会馆是中国民间社会的悠久传统,最早的会馆兴起于明代中期,具有类似功能的“行”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会馆(行会)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现代意义上的商人会馆研究开始出现。早期的研究以日本学者成果最多,但关注的问题多限于工商业行会、同业公会、基尔特组织等。1966年,旅美学者何炳棣打破了将会馆理解为行会的习惯思路,将会馆分为试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类,这种分类目前已基本形成共识。改革开放以后,会馆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李华、洪焕椿、彭泽益、王日根等学者对工商会馆研究都有重要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人会馆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商人会馆精美的建筑引起了文物和建筑学者的关注;商人会馆信仰与其它习俗受到民俗学者的注意;商人会馆大部分都有戏台,戏曲研究者对此很感兴趣;商人会馆对地方文化的价值也促使不少区域文化研究出现。

商人会馆碑刻是会馆研究重要的一手资料。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北京调查、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会馆碑刻资料。北京、苏州等清代工商业大城市对会馆碑刻收集整理历来比较重视。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也开始重视碑刻资料收集整理,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许檀。以往的会馆研究主要是社会史研究,学者们常常习惯于将会馆碑刻视作一种历史文献,而忽略了其商业文化遗产属性。商业文化遗产目前虽然尚未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纳入国际遗产保护体系之中,但在诸多国际公约中均有所涉及。在国内,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有:“老字号作为我国传统商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不仅是我国优秀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商业文化遗产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张继焦比较了首尔与北京两地老字号和老商街等商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利用的情况。刘志雄从城市规划与历史变迁、商业木结构建筑特点两个方面讨论了商业文化遗产的特点。马震对国内外商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进行了综述。

近十年来,笔者在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省市进行了上百次山西商人会馆的专题田野调查,对这一区域内山西商人会馆碑刻的现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商业文化遗产角度探讨商人会馆碑刻的价值及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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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史研究的宝库:商人会馆碑刻的历史价值

传统史学“重中央、轻地方、略基层”,中国古代又存在重农抑商的倾向,“商人不入志”遂成为习惯的做法,商人会馆这样的基层商业现象很难留下丰富可信的史料。会馆碑刻这一类资料就显得尤其重要。许檀概括了商人会馆碑刻对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的价值:“商人会馆的创建、重修、扩建经过,可反映该帮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过程,也间接反映出会馆所在地的商业发展脉络。……会馆的创建、重修都是由商人集资而成,集资金额以及参与集资的商号数量、行业可从不同欧冠角度反映出该商帮以及城镇的商业规模和特色。”这里尝试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明商人会馆碑刻的历史价值。

(一)市场史、市镇史价值

市场史方面,商人会馆是其所在城镇商业市场发展的一面镜子,传统史料中常常使用一些非常模糊的语句来描述市场的繁荣,缺少具体数据。商人会馆碑刻数据使得我们能够对市场规模作出某种推测。如周口山陕会馆道光二年《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布施抽积银钱碑记》记录了行商的抽利率(千钱抽一)和所得厘金的金额,这就可以推算这些商号总的经营额,这就可以反映周口这个市镇的市场规模。

明清时期有丰富的地方志资料,但地方志通常以县及其以上行政区划为单位来纂修。明清时期,大量非政治中心的商业市镇涌现,地方志中对这些市镇的记录非常简单,缺少细节。商人会馆碑刻为这些市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试举一例来说明。北京通州张家湾位于通州东南十里许,晚明清初时期,这里是京杭大运河在通州的重要码头。乾隆四十年《(捐资题名碑)》中记载了张家湾镇的各种行当:

布行:庆长号、有焯号、太石玉记、[太石]仪[记]、大成号……烟行:三合号、聚成号;钱行:振兴号、通玉号、全盛号、合升号、文兴号……茶店:恒煜李记……煤行:合成号、隆盛号、常盛号、公盛号、徳盛号……铁行:永盛号、金顺号、玉兴号、望升号、汾美公。

这些大量的乾隆时期的商号题名为我们了解清代中期张家湾镇的商业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我们了解大运河商业功能和通州地区市场网络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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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史、商帮史价值

商人会馆是商人群体创建和维护的,会馆碑刻资料有时能够反映商号(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发展轨迹等重要主题。会馆不是个别商号的行为,而是一个商人群体的集体行为,会馆碑刻资料也反映了商人群体的总体特征。河北深泽山西会馆嘉庆九年《深泽县南关创修山西会馆记》:

□□□捐银柒百伍拾两,东伙施银拾□两;昌盛号捐银陆佰肆拾两,东伙施银十捌两;□□□捐银伍佰壹拾两,东伙施银拾贰两;□发号捐银叁佰伍拾两,东伙施银□两……天长[号],增盛[号],隆顺号,苏杭化银叁佰贰拾两;洪泰[号],泰和号,山东化银陆拾柒两;泰兴本、[泰兴]正,河南化银陆拾贰两;天裕[号],俊生号,京师、保安化银柒拾柒两;昌盛号  浑源、归化化银拾玖两。

“捐银”是以商号的名义的捐施,“施银”是东伙以个人的身份的捐施,“化银”是商号去外地募化的银两,化银的字号绝大部分都属于碑阳的“起意经理人”。清中叶,山西商人已经比较普遍的实行了所有权(东家)与经营权(掌柜和伙计)相分离的东掌伙制度,字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公共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字号的捐银和东伙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施银就要分开记录。“化银”则是捐施不够的情况下,会馆组织首领在其它区域进行募化。会馆碑刻非常具体详细的反映了山西商号组织管理特色和晋商商人组织的组织方式与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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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文化史价值

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话桑梓、联乡情、奉祭祀”,商人会馆体现了商人特有的民俗文化,包括信仰娱乐、义举善行、互助协作、日常生活规范等等,因此也具有民俗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河南博爱大王庙隆庆五年《创建金龙大王神祠记》:

黄河之水,发源昆仑,过积石龙门,达于徐淮,入于海。……特封大王为黄河福主,而沿河一带皆有神祠焉。……舟中之人皆胆落,刘子独诵大王经卷,祈告护佑,乃得履险如□□□□□应嘉靖辛酉岁与同乡同商(缺)镇咸庆其离风涛而就平陆,人与货俱保安而归焉。感激神恩,□□□□□恨无以为栖神之所,刘子等各出己资数□□□□石鸠夫。工不数月而落成,大王正殿三楹。

金龙四大王被称为黄河福主,是保佑商人水运平安的神灵。相传此神灵本名谢绪,为南宋人,宋亡后不仕外族,隐居浙江金龙山,在明军北伐时显灵。大王信仰大概在元明之际兴起于黄运之交地区。晚明时期成为重要的运河和黄河神灵。平阳商人刘尚科(碑文中刘子)在行商途中遇到风险的时候依靠“独诵大王经卷”而转危为安,因此在清化镇(今博爱)创建大王庙一座。此庙虽然不称会馆,但是实际上具有山西商人会馆的功能。

总之,商人会馆碑刻的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涵盖了经济史(商帮史、市场史、企业史、行业史等)、社会史、区域史、城镇史、民俗文化史、建筑史、戏曲史等多个领域。在很多方面,商人会馆碑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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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特的文化遗产类型:商人会馆碑刻的文化遗产价值

商业文化遗产是依据其内容作出的概括,商人会馆碑刻作为商业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属性,从形式上来说,文化遗产主要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近年来,线路文化遗产、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以下尝试从上述几个角度分析商人会馆碑刻的价值。

(一)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规定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物和遗址三类,商人会馆碑刻与这三类都有密切关系。

《公约》所说的文物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商人会馆碑刻既可以视作是碑雕,也是铭文。商人会馆碑刻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商业史的价值。

建筑物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型。商人会馆建筑通常都非常精美,远超同时期普通建筑的水平。目前各地保存下来的山西商人会馆建筑大多都是其所在区域古建筑最典型的代表,如聊城山陕会馆之于山东西部,南阳社旗会馆之于河南南部,亳州花戏楼之于安徽北部,周口山陕会馆之于河南东部。会馆碑刻是兴修这些建筑当时的记录,对于认识这些建筑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约》所说的遗址是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有相当一部分山西商人会馆建筑现在已经仅存遗址,商人会馆碑刻就是这些遗址最重要的文字见证。例如,河北郑口镇(今故城县城)原为大运河上的渡口,称为“郑家渡口”,后发展为运河重要市镇码头。2017年,故城县文保部门在郑口镇西城镇村发现了清代大运河山西会馆基址,并出土了碗、旗杆等物品。乾隆二十五年《直隶河间府故城县郑口镇山西会馆碑文》有“丁未岁,商人张迎吉等尝议建关帝行宫,以为公会之所,属在回里量力捐资建于丁卯,卜吉一区,而众志延又垂十年未克集亊。”碑文是我们了解郑口会馆遗址的最主要资料。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遗分为五种类型:口头传说和表达;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其中相当部分与会馆碑刻有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商人信俗、手工艺商号、老字号等三个方面。

会馆碑刻是商人民俗活动的集中体现。以商人信俗为中心的各种民俗活动对于会馆非常重要,包括祭祀、庙会、神灵圣诞节庆、神灵传说、灵验传说、禁忌等等。河北正定山西会馆顺治二年《晋宁庵白衣堂置买香火田地碑记》:

白衣菩萨原南海观音一化,余闻佛告无尽意菩萨言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余闻诸商人稽颡投诚,受持圣号有祈必应,受命如响。某某以困厄而称白衣名,七难悉脱也。某某以嗣胤而称白衣名,二求并效也。……诸商人福田广种,瓜瓞蒂新,白衣菩萨锡福普荫,振振绵绵,得聪明男作宰官身,余知慈悲灵感必有加被者焉。

正定山西会馆前身为明代创建的晋宁庵,奉祀白衣大士。白衣大士的信仰浓缩了商人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求,信仰是了解商人思想意识的最好窗口。

会馆碑刻是从事各种手工业商号的宝贵记载。如传统油坊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手工技艺,河南北舞渡镇众油坊集资创建老君庙,咸丰二年《创建老君圣庙碑记》:

北舞渡开设油店,诸公沐圣人之德,有志创建老君庙,奈力有未足。于嘉庆十六年仅捐布施钱壹佰伍拾伍串文,众油店捐赀生息,至道光十三年积钱捌佰贰拾串文。……嘉庆十六年众油坊捐钱开后:兴盛店捐钱伍千文,天昌店捐钱伍千文,万新金捐钱伍千文,万顺店捐钱伍千文,泰来店捐钱伍千文,德泰裕捐钱贰拾千文,万顺庆捐钱拾伍千文。

这里既体现了油坊商人奉祀老君的信俗,有保留了大量的北舞渡镇附近的油坊字号的名称。

会馆碑刻保留了大量的商号信息,是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以汾酒为例说明。山西汾酒是全国知名的老字号,湖北樊城山西会馆碑刻记载了汾酒坊与汾酒行,康熙四十四年《建修关帝庙碑记》有“汾酒坊捐银壹拾伍两,置买地基,修理大殿,山门,及后捐银壹拾叁两,创修偏殿。”乾隆五十七年《重修院墙碑记》:“汾酒行捐银九两六钱。”汾酒坊发展为汾酒行,并始终是襄阳会馆的重要捐资主体之一。

(三)线路文化遗产的价值

商人跨区域贸易通过商路来进行,而会馆通常都设立在商路上重要的节点,为来往行商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近年来,对商路研究开始引入文化遗产的视角,张祖群从线路文化遗产角度分析了山西商人出太行山的重要商路太行八陉的文化遗产价值[30]。太行八陉商路上的会馆对于认识线路文化遗产有重要价值,表1根据笔者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整理了太行八陉线路上的山西商人会馆情况。imag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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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会馆碑刻是太行八陉线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会馆建筑已经不存的情况下,碑刻就成为完整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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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城镇与历史街区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指出:“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通过考古调查和适当的展出考古发掘物,应使一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历史知识得到拓展”会馆及其碑刻是历史城镇的重要的特征。山东枣庄台儿庄古镇在晚明泇运河的开通之后就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市镇。镇内山西会馆现存四通清代碑刻,乾隆四十七年《重修会馆碑记》有:

台庄会馆庙历年久远,风雨飘摇,廊楹暗淡无色。不惟无以饰观瞻,抑且无以妥神灵。吾侪议为重修之举,宜补葺者补葺之,宜装潢者装潢之。各输店资,云集相应,永年经营,不差毫厘,一月有余功成告竣。举首之下,焕然一新。于是戒庖,今设牲醴,献歌舞,拈炉香,将见轮奂壮丽,固可为一方增辉而瞻正气于常存,亦可使有志复古者前后一辙而弗替也。

对于台儿庄古镇的商业上曾经的辉煌,山西会馆碑刻是最重要的见证。近年来,历史街区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这些历史街区绝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商业街,会馆绝大部分位于这些历史街区。苏州全晋会馆位于平江历史街区,扬州山陕会馆位于东关历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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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江苏扬州山陕会馆界碑


四、亟待保护的遗产:商人会馆碑刻保护现状

(一)商人会馆碑刻保护现状

根据笔者实地调查的情况,山西商人会馆碑刻的保护现状有如下四种情况:一是当地博物馆收藏,这主要是在会馆建筑不存,且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武汉等地。二是在景区中展示,主要是会馆建筑保存较好,已经开发为景区的地方,如聊城、赊旗、周口、开封和台儿庄等等。三是原址存放,这是指会馆尚未开发成景区,碑刻在原址存放,如鹿泉西会馆。四是异地存放,有些庙宇或会馆建筑不存,碑刻被挪到其它地方存放。如正定会馆碑移到隆兴寺和广惠寺中。表2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整理,均为笔者亲自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无建筑仅有碑刻的均予以收录,未进行实地调查和没有碑刻的会馆均没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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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上述几种存放形式各有利弊。博物馆收藏能够最好地保存碑刻,但是由于博物馆藏品很多,展览展示条件有限,且受限于博物馆自身展示重点的偏好,大部分地区博物馆对商人会馆碑刻的重要性均认识不足,因此,这些碑刻很多时候不对外展示,其研究和公众教育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里保护和利用就有一定矛盾

景区碑刻大部分都得到较好的展示,但是景区人流量较大,容易对碑刻造成损坏。部分景区对碑刻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如台儿庄对景区内所有碑刻进行了统一保护,在碑刻原石上制作拓片,然后用玻璃罩保护起来。即便没有专门的保护设施,景区比较完善的旅游设施同样可以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部分景区只重视建筑,而不重视碑刻保护。朱仙镇山陕会馆建筑经过修缮,但碑刻长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部分残碑随意丢弃在院子之中,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文字漫漶已经非常严重。

原址存放的情况下,有的碑刻也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如鹿泉西会馆专门修建院子来保护碑刻。但大部分情况下,碑刻基本上是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辉县山西会馆的碑刻多年来一直叠放在一起,不仅不利于展示,也不利于保护。

异地存放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某个人或单位因为某些偶然原因收藏碑刻,虽然有时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它们往往不承担保护的责任。通州晋翼会馆碑刻现存工商联院中,或许是出于保护的考虑,有人用几块板子将这些碑刻遮挡,没有任何专业的存放和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条件令人堪忧。有一些碑刻原石目前已经无法找到或者看到,如郑口会馆的碑已经无法找到,南阳桥头镇会馆的碑被垃圾掩埋,也无法看到。

更有甚者,由于碑刻保存不受重视,在现代工程建设中,碑刻很容易遭到人为损坏。2006年5月31日,河南博爱县在施工过程中用铲车将大王庙大殿后围墙全部推倒,后院碑刻遭到严重破坏。此事件成为国家文物局2006年亲自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肇事者后来受到法律严惩。即便不是有意的人为破坏,很多碑刻也辗转经过了艰难的保护和收藏过程。张家湾山西会馆在20世纪50年代调查时尚有六通碑,其中,乾隆四十年两通碑在文革期间被运到村北小桥处,1992年拆桥之后运到国防公园存放,2000年公园拆除之后,又运到张家湾村建筑材料厂保存。几经辗转现收藏在张家湾博物馆中,可以说是命运多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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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人会馆碑刻保护存在的问题

从传统金石学角度来看,碑刻属于传统上所谓的金石的一种,金石是中国传统四大类收藏(金石、书画、玉器和瓷器)之首,在收藏界地位相当高。但是,金石收藏厚古薄今之风很浓,明清时期碑刻基本上无人问津,除非是傅山、王铎这样的书法名家所写的碑。民间底层知识分子撰文,工匠所刻的碑更是被传统文人瞧不起,认为价值不高。商人会馆碑刻这一类型反映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历史的碑刻向来不受到金石学者重视。传统金石学比较狭隘的视野限制了人们对碑刻价值的认识。

从现在的文物分类而言,一方面,碑刻通常被视作是可移动文物,很多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之中都不收录碑刻的情况,最多不过是在记录庙宇会馆情况时附带提及,信息简略、不完整、不准确。另一方面,碑刻通常非常重,实际上移动起来非常不方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放在会馆原处,很多时候又不能像可移动的馆藏文物那样受到很好的保护。

从观赏性来说,碑刻的鉴赏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大多数普通游客没有能力读懂碑刻,也就谈不上认识碑刻的价值了。碑刻通常不能引起普通游客的注意,这就需要更为深度的开发或游客的教育,目前,对碑刻的旅游开发利用非常不够。大部分已经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地方都是因为庙宇或会馆建筑保存较好,和碑刻关系不大,普通游客对碑刻都是视而不见。

从整理研究角度而言,碑刻的识读整理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进行的,且需要专业知识,还极容易犯错误。由于传统史学缺少实地调查的传统,不重视收集和整理碑刻资料,近年来,随着历史人类学和民间文献研究的兴起,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目前,地方文化工作者还是碑刻整理的主体,由于专业知识不足,整理错误在所难免,又由于观念上的问题,他们往往不整理碑刻上捐款题名的部分。这就将最有价值的部分遗漏了。

总之,商人会馆碑刻这一类商业文化遗产没有引起史学研究者、遗产保护工作者、当地政府、当地文化工作者等相关主体的充分重视。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抢救性的调查、整理和保护迫在眉睫。开发和利用的前景也不明朗,亟需更多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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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商人会馆碑刻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但由于其观赏性弱、保护整理难度大、专业性强,目前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当前,商人会馆碑刻的保护应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首先,相关学者应加强对商人会馆碑刻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使得地方政府、相关研究者、地方文化工作者等相关人员充分认识到这一文献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是加强保护和利用的前提条件。

其次,相关文物部门、博物馆和遗产保护部门要加强对商人会馆碑刻的收集、著录和入藏,特别是那些建筑不存,散落在原址或异地的商人会馆碑刻要尽快收藏到专业的文物保护机构,避免其继续破坏和遗失。

最后,加强区域合作、跨学科合作。商人会馆碑刻既与商人籍贯所在区域有关,又与行商区域有关,应该打破区域界线,加强区域合作。商人会馆碑刻研究涉及金石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人类学、旅游学和遗产保护等多个学科,应加强跨学科合作,充分挖掘其价值。

注:《贵州民族研究》 2020年第12期 P156-162页,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求,请下载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