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平　魏春羊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郝平，男，1968年生，山西大同人，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魏春羊，男，1991年生，山西晋城人，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所谓聚落形态，“主要指的是农村聚落的平面形态，也指聚落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1]。学界以往围绕集村与散村两种聚落平面形态研究已较为充分[2]，对聚落内部格局形成演变却关注较少。事实上，乡村聚落格局对于探讨聚落形态发展演变至关重要。有学者曾指出“考察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国古代乡村聚落的形状与空间结构，最切实可行的切入点，可能还是发生学的，即通过梳理村落形成与演变的脉络，分析其形态与结构。”[3]在形成演变过程中，庙宇是至为关键的要素之一，“各街村之构成，于宗教性可以见之。由各街村庙之所在，可以觇其地时代之盛衰。……村之构成式，街巷之端必有庙，视建庙之纪年，可觇其成街之时代。在发达之村则新庙多，因在人口繁盛时必增新街，街端必增新庙”[4]。鉴于此，以聚落庙宇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修历史来探讨乡村聚落格局形成演变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

静升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东北部，是迄今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乡村聚落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元代的后土庙、文庙，以及清中期的恒贞堡、视履堡；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文笔塔；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八蜡庙、三官庙、文昌宫、关帝庙、西王氏宗祠、三元宫等16处，不可移动文物达数百处。更可贵的是，村内至今保留“九沟八堡十八巷”的传统聚落格局[5]，且碑刻、族谱、文书等民间文献留存众多，为考察明清时期聚落格局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遗存与史料支撑。本文即是在数次对静升村展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立足于历史学的实证分析，将灵石县静升村作为个案，深入系统地探讨明清聚落格局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把握。

现今静升村的聚落格局只能追溯至元代，这与元代山西地震有关。“（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6]受此影响，灵石县很少有元代以前的地面建筑遗存。马和乡张嵩村洁惠侯庙有元代重修碑记载，“大德癸卯，厚坤失载，殿宇倾颓，鞠为茂草”[7]。静升村后土庙正殿大梁上的题记留存“大元大德八年七月十四日重修谷旦”，因而村内现存古建最早可上溯至大德八年（1304）。阎家沟口西侧的文庙建于至顺三年（1332）至至元二年（1336），是聚落中另一处元代建筑。所以，至至元二年，静升村至少已建有后土庙和文庙。

元末明初是静升宗族变迁的重要时期，对随后的聚落格局影响重大。从后土庙元代题记的“本村助缘人”中可见，当时村中有南、梁、辛、温、张、阎、王、郭、孟、常、陈等姓氏，其中辛、南两姓是村中大族。辛姓族人曾担任过静升的社长[8]；南姓族人曾倡修村中文庙[9]。但明代以后辛、南两姓在静升村中已销声匿迹，梁、温、郭、孟、常、陈等姓氏也已很少见到。后土庙元代题记所见王姓应是今静升村中王氏祖先，今村民流传该系王氏早于东、西王氏来到静升村，居住在朝阳堡南部附近。张姓在元末已经衰落，今村中虽有张姓，但与元代时不是一族。今张姓先祖张思义，系明洪武年间由临汾迁来。[10]至于“本村助缘人”所见阎姓，在元末静升尚有一席之地，居住于文庙东侧的阎家沟。至正二十二年（1362）重修张嵩村洁惠侯庙时，族人阎仲美还曾捐款。[11]村民张百仟曾推算，“阎氏在明万历年间已传至第一十八世，若以辈分传承年份推算，阎氏定居静升当在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12]。

同时期，西王氏、东王氏、张氏、孙氏等姓氏先祖陆续迁入静升。其中，西王氏祖先王实于皇庆年间迁入村中[13]，《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描述其“起自寒微，寄迹本村”[14]。今村西拥翠巷北部、凝固堡南部塬边的靠崖窑遗址传为王实定居之处。从静升的地理环境来看，北部是阶梯状的黄土台塬及多条并列的南北纵向冲沟，围绕塬边的高崖以及冲沟两侧构筑靠崖窑往往是村民居住的首选之地。结合西王氏兴盛后以拥翠巷为基础向东部扩展，此处为王实定居点的传言还是较为可靠的。东王氏在元末迁至静升，“始祖通圣公者自元朝年间由介城南村徙居灵邑静升村，立东作里七甲为东王户”[15]。今人所言通圣公徙居地为敬阳巷。[16]敬阳巷背靠东王氏祖茔栖凤塬，西南方不远处为东王氏宗祠，东王氏族人历来居于此巷，亦是明证。前述张氏先祖张思义在明初由临汾迁至静升，相传定居在今张家巷附近。孙氏于永乐年间迁至静升，后于村东冲沟中扎稳脚跟，以致沟名最终演变为孙家沟。[17]

可见，元末明初静升村居于今张家巷、拥翠巷、敬阳巷、阎家沟、孙家沟以及朝阳堡南部的村民渐多，但此时聚落格局尚属点状分布。村中的庙宇，除后土庙、文庙外，还有张家巷南侧的观音殿，嘉靖二十六年（1547）《静升村重修观音殿碑记》载有“灵石县静升村旧有观音殿，其基东西相距四丈许……圣朝洪武五年也”[18]。至此，可大致描绘出该时期静升村聚落格局示意图（图1）。

图1　元末明初静升聚落格局示意

经历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之后，静升村在明中后期迎来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静升村在聚落边界和内部格局上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一）聚落边界的拓展

明中后期至清初，静升村东西边界均有标志性扩展。其中，关帝庙“门临孔道，在村之兑方，一乡之保障系焉”，从此划定了聚落西部的边界。[19]现存《灯节献戏捐资碑记》将关帝庙的创建年代追溯至康熙四年（1665）以前。[20]三官庙“居村之首，观之壮系于是焉，且堪舆家以为龙脉所关”[21]，是为聚落东部界限所在。现存康熙十年（1671）《静升村重修三官庙碑记》指出“其由来已久”[22]，可知三官庙的创建时间至迟亦在明末清初。

这一时期静升北部不同程度地扩展。其中，东社[23]北部的拓展以极乐庵与朝阳堡的创建最为突出。极乐庵建于杨树沟北部僻静之处，“宅幽而势阳，地辟而泉甘”[24]。从《重修极乐庵经理碑记》可知其创建年代当在康熙二十年（1681）之前。朝阳堡建于杨树沟与十字翁门沟之间的山梁上，初名静升堡。康熙十九年（1680）《重修锁瑞桥碑记》提到静升堡东南半里有一锁瑞桥[25]，经实地走访，从锁瑞桥向西北方向望去即可看到朝阳堡。《重修极乐庵经理碑记》中也明确指出“静升堡东南隅有极乐庵”[26]。今极乐庵与朝阳堡一东一西，仅隔一条杨树沟，故静升堡确系朝阳堡。万历二十九年（1601）版《灵石县志》中已载有静升堡，可知该堡应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建造。另外，现存乾隆五十年（1785）《朝阳堡修葺碑记》载明，“我朝阳堡，层峦架阁，水绕山环，由来旧矣”[27]。至少乾隆中后期，静升堡已改称朝阳堡。

西社北部的拓展主要以眼光庙、三元宫、恒泰堡与凝固堡的创建最为显著。眼光庙，又名观音庙，位于视履堡西南方向，道左沟东侧。康熙四十一年（1702）《静升村重修观音堂碑记》讲到，观音堂“建堂日久，每经风雨剥落，偶有倾毁”[28]，可见康熙四十一年前该庙就已建成。乾隆三十七年（1772）《增修眼光菩萨庙碑记》提到：“溯庙创建之始，世远年湮，无可考据，所留者特二、三重修碑碣耳。”[29]由此可知，该庙在乾隆三十七年时至少已第三次重修。按照古代庙宇大概四五十年修缮一次的周期，可推测该庙创建于明末清初。三元宫位于道左沟北部、崇宁堡东侧，是静升西社最北部的庙宇。三元宫的创建年代并无史料留存，只能从其名称与所处位置进行解读。所谓三元，与三官庙奉祀的主神一致，即掌管人间祸福的天官、地官与水官。三官庙位于东出静升的重要通道上，而三元宫所在的道左沟，则为北出静升、通往介休的古道。二者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性相当，创建时间可能也相差无几。[30]据此推断，三元宫大概也是明末清初时创建。恒泰堡，位于关帝庙北部的山梁之上，村民世代流传该堡始建于万历后期。实地考察时，堡墙已毁，堡门无存，只留几处宅院。凝固堡位于肥家沟与东沟间的山梁上，俗称“小堡子”，由静升西王氏创建。雍正六年（1728）《创建崇宁堡碑记》中“堡内公地”提到“门外道东方地一段，东西俱至道，南至旧堡濠，北至新堡墙”[31]。崇宁堡南部正是凝固堡，可见凝固堡在雍正六年前确已创建。村中原本还有一通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捐金修复旧堡碑序》。村民张百仟在东沟路边发现此碑并抄录，但现已遗失。[32]东沟东侧即为凝固堡，据上所考，凝固堡在雍正六年前已创建，可断定该碑应属凝固堡无疑。碑文提及堡人“久欲修复”凝固堡，但“力有未逮”。[33]康熙四十八年凝固堡已破旧损坏，而清初甫经战乱难有财力创建新堡，因此凝固堡创建于明末的可能性非常大。且静升在明末确有集合村众修堡守备之事，如《静升村创建魁星楼碑记》载，“崇祯□□□邻夫无后，欲捐金以旌夫名，愿施银二十两以建魁楼，奈时艰未举。堡因御守，公议银谷兑用。”[34]崇宁堡位于凝固堡西北方，肥家沟西侧山梁之上，创建于雍正五年（1727）。[35]

该时期静升南部并无实质性拓展。村民居住面积还集中在小水河北岸，南岸耕地区域的突出变化是商山圣母庙的出现。商山圣母庙又称商山庙，位于东南方向农耕区内，创建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冷泉村正德六年（1511）《重修商山圣母庙记》提供了重要线索：“今本县绵山之西有商山圣母之庙……每岁四月八日祈祷于神，而拜庙焚香者摩肩接踵……冷泉之去商山，其道途之遥不下三十余里。”[36]静升位于绵山之西，距冷泉亦三十余里。碑文所言很可能就是静升村的商山圣母庙。无独有偶，嘉靖十年（1531）的《葫芦头重修广禅侯神庙碑记》记载，“此处东有绵山介子推神祠……南有真武神，西有柏王庙，北有商山圣母，百姓祈之皆有效验”[37]。葫芦头往北不远即可达静升，据此可以确定商山圣母庙的创建时间最迟应在正德六年之前。

（二）聚落内部空间的扩建

随着人口增加，静升村聚落格局亦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村民居住地不断拓展。张氏族人除了在张家巷居住外，向西拓展建立了西宁巷。继西王氏先祖在拥翠巷北部定居后，族人逐渐在拥翠巷发展起来，并向东不断拓展居住面积。锁瑞巷、钟灵巷都在明后期有了族人居住，而乾隆三十六年（1771）《静升村钟灵巷井楼碑记》明确提到钟灵巷中的井楼早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就已创修[38]，可见西王氏族人在此期间就已拓展至此。康熙四年（1665）《静升村创建锁瑞巷门碑记》则表明锁瑞巷在创建巷门之前就早有西王氏族人居住。[39]创建巷门毕竟是一项耗费巨资的工程，西王氏族人不可能刚在此居住就直接修建巷门。据此推断，锁瑞巷应在明末清初就有西王氏族人居住。

除上述五巷有人居住外，里仁巷、蔺家巷、程家巷、田家巷也已有村民居住。里仁巷位于恒泰堡东侧的富足沟内。现存《静升村里仁巷观音庙碑记》讲述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前巷中村民早有筑巷之意，但苦于无人经营，以致“言之已久而功之卒无”[40]。可知，里仁巷早在康熙年间即筹划筑巷自卫，而巷中之民显然在此之前就已居住此地。蔺家巷位于拥翠巷与锁瑞巷之间，为蔺氏族人世代居住之地。康熙四年（1665）《灯节献戏捐资碑记》以及康熙十四年（1675）《静升重修文庙碑记》中均有蔺氏族人蔺顺亲和蔺继如的捐资。由此观之，蔺家巷应在明末清初已经有蔺氏族人居住。李家巷位于张家巷之东，正德五年（1510）《静升村重修古庙碑记》载有6名李氏族人的捐资，其中李增还担任香老。[41]可见，在正德年间已经有李氏族人在李家巷居住。程家巷位于孙家沟之西，而田家巷位于杨树沟之西。康熙元年（1662）《静升村创建魁星楼碑记》的施银人中，有多达15名程氏族人、8名田氏族人的捐资。[42]所以，明末清初程家巷、田家巷也早已有族人定居。

以上各巷除已有村民居住外，另一突出变化是开始联宅筑巷以自卫。至今村西还流传着“先有张家槐树底，后有静升村”的谚语。据村民张百仟解释，明末胡虏侵扰静升时，村东筑起朝阳堡躲避胡乱，而村西张氏族人则在聚居的槐树底筑起围墙，联宅筑巷以自卫，从此张家槐树底就成为静升第一个封闭且有自卫能力的巷子。[43]锁瑞巷、里仁巷的巷门分别创建于康熙四年[44]、康熙五十三年（1714）[45]，而拱秀巷最迟在康熙十四年也已创建[46]。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拥翠巷已重修瓮门。[47]作为西王氏的起家之地，拥翠巷很可能也是在明末清初创建巷门。此外，村中其他各巷据乡民流传也多在这一时期逐渐创建巷门以自卫。

该时期除居住地的大力扩展外，孙家沟口还创建起八蜡庙。现存《八蜡庙建乐亭补修正殿碑记》有载，“蝗蝻肆害至村西石家泉，乡人震恐。王老先生，讳佐才，字纯我……及顺治五年，蝗蝻复作，王老先生会众议建造乐亭，补修正殿”[48]。据此可知，顺治五年（1648）八蜡庙建乐亭，补修正殿，而庙宇创建年代应在此之前。另外，村中又一变化是祠堂的零星创建。张氏祠堂位于西宁巷东侧、观音庙北部，现已被拆毁改建民居。万历十三年（1585）《张氏族谱》载“壬戌秋七月望日诸友观祠”[49]，并提到当时祠堂已有东西厢房。万历十三年为乙酉年，据此最近的壬戌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由此可知族谱中提到的壬戌年为嘉靖四十一年，即张氏祠堂至迟在嘉靖四十一年前已经创建。西王氏宗祠位于钟灵巷东侧、道左沟西侧，由族人创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50]该时期静升村中还有文教建筑创建：康熙元年，东西社众人在文庙商议后，于文庙东南角创建魁星楼。[51]

与元末明初相比，这一时期静升聚落格局整体空间有了长足扩展（图2）：东部至三官庙；西部至关帝庙；北部也较之前有较大开拓，新建朝阳堡、恒泰堡、凝固堡以及崇宁堡分别位于冲沟之间的高塬上，而极乐庵、眼光庙、三元宫等庙宇也都在北部冲沟之内。沟巷口与街道旁的张家祠堂、八蜡庙、西王氏宗祠以及魁星楼的创建使得聚落布局更加紧凑。小水河南岸商山庙的出现，则使农耕区东西对称出现两座保佑农业生产的庙宇。

图2　明中后期至清初静升聚落格局示意

清初以降，静升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至清中后期达到传统时期的顶峰。这一时期静升人口急剧膨胀，原有聚落内部空间虽得到充分挖掘，但仍难以满足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静升聚落格局向南突破了小水河界限，这极大地拓展了南部空间。

（一）聚落格局的充盈

清中后期，静升大兴土木，聚落格局呈现出紧凑甚至饱和的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祠堂的广泛创建。西王氏宗祠在乾隆年间不断扩建，嘉庆九年（1804）更是在祠堂南面间隔东西大街创建戏台。[52]除西王氏宗祠扩建外，各支派也开始创建支祠。目前史料记载和村中遗留的支派祠堂主要有：孝义祠，位于拱秀巷西，嘉庆元年（1796）创建，至今上院正殿房梁上还留存“大清嘉庆元年创建”的题记；乐善好施堂，位于钟灵巷西，嘉庆年间王如琨建立；怀远堂位于恒贞堡南部，现存光绪三年（1877）《赈济堂地母碣》载“十一甲水地三亩……西至怀远堂”[53]，可知其至迟在光绪三年前已创建；土派祠堂位于凝固下堡南部，创建年代无考。

东王氏宗祠位于敬阳巷口。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南亭西廊碑记》记载，“王户建立祠堂，崇祀先祖……洵盛举也。不意数年间，雨泽滂沱，泉流涨腻，而浸灌之余，基址不固，以致南亭之前檐将崩，西廊之后壁已倾”[54]。可见东王氏祠堂创建当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孙氏祠堂位于孙家沟口、八蜡庙北，创建于乾隆初年。[55]兵宪祠堂，位于杨树沟内，创建于道光三年（1823）。[56]阎氏祠堂有两座，一座位于田家巷口，创建年代不详；另一座在蔺家巷口，创建于咸丰十一年（1861）。[57]李氏祠堂位于李家巷西，创建于嘉庆六年（1801）。[58]除以上祠堂，村中还建有祁氏祠堂，位于和义堡西；曹氏祠堂，位于杨树沟口；田氏祠堂，位于田家巷东；程氏祠堂，位于老高家崖顶。囿于史料，这些祠堂修建年代难考，但从静升村创修祠堂的趋势来看，这些村中小族的祠堂创建当在清中后期。

（2）筑堡聚居的修建高潮。清中期静升村民开始了新一波筑堡高潮。凝固下堡，在凝固堡南侧续建，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堡门上原有乾隆十八年刊刻的“凝固堡”匾额[59]，现已遗失。恒贞堡，俗称红门堡，位于肥家沟东侧山梁上，由西王氏族人王梦简、王梦鹏支系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现仍留有该年刊立的“阖堡同宗”匾额。[60]视履堡，俗称高家崖，位于道左沟东侧，与恒贞堡东西相望，由西王氏王汝聪、王汝诚于嘉庆十六年（1811）创建。[61]

（3）文教建筑的陆续创建。清代中后期，静升村另两座魁星楼创建。东部的魁星楼位于杨树沟口附近，道光五年（1825）《接修魁星楼地址并修社学碑记》载：“村之东旧有魁星楼，托址于通涧之桥，地不过数武，故亦无垣墉周其外也。”[62]西部的魁星楼位于蔺家巷与东西大街交叉的南侧，现已不存，据乡民流传创建于清中后期。养正书塾位于杨树沟魁星楼处，由东社村民集资建于道光五年。[63]端本书屋位于李家巷东侧，由王绶来及其子侄出资，创建于道光十二年（1832）。[64]北部的文笔塔位于栖凤塬，嘉庆十七年（1812）《茔地改立旗杆并置文星塔地基碑记》载，“茔东南数十步，堪舆家谓，宜建文星塔一座。又置地五亩，或议土筑，或议砖砌，谋未定，工遂暂停”[65]。可见该塔建于嘉庆十七年之后。

（4）桥梁的沿河兴修。静升南临小水河，起先村民每逢冬季架木为桥，临时通行，但夏季水涨，木桥毁坏，则无法通行。此后，村民沿河筑石桥以利行人。清中后期，静升沿小水河已架桥四座。其中，杨树沟口的镇波桥由王维藩倡导，创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66]；西王氏宗祠南部的王公桥道光十九年（1839）前就已建成[67]；观音庙西南方向的通济桥，富足沟口的锁浪桥，也都在清中后期陆续创建。[68]

（二）聚落格局的跨河“南侵”

这一时期小水河南岸应已建有龙王庙。虽无史料留存，但聚落东西部的旌介村、尹方村此时期都已有该类庙宇，可推断静升龙王庙创建也大致在清中后期。然而，该时期农耕区的重要变化为住宅与村庙“南侵”。

（1） 住宅“南侵”。拱极堡，又称“下南堡”，位于小水河南岸，与后建的视履堡隔小水河南北相望，由西王氏创建于乾隆十八年。[69]在此之前，小水河南岸除后土庙、商山圣母庙等保佑农业生产的村庙外全是耕地。拱极堡的创建无疑对聚落格局是重大突破，意味着村民的住宅区开始向农耕区“入侵”。和义堡，位于静升东南部，又称“东南堡”，与三官庙隔小水河南北相对，由西王氏创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和义堡基址的选取历经波折，“遍阅附近区，详加采择，几以不获妥域为忧”，最终在东南部购地“七十二亩有奇”。时人无不称此地为筑堡良地，“绵山包于左，清流绕于右，灵钟秀毓，洵佳境也，觅筑堡之地，此为善”[70]。和义堡的创建也极大改变了聚落格局，其不仅与拱极堡一样位于小水河南岸农耕区，更突破了文庙这一东西社的分界线，将西社西王氏的住宅区延伸到了东社范围内。

（2）村庙“南侵”。文昌宫位于东南部农耕区内，“如乡之离位，建有文昌宫焉”。光绪四年（1878）的地亩碑文中讲到文昌宫在乾隆、嘉庆年间置有地亩[71]，可知其乾隆时便已创建。静升的另一座文笔塔位于小水河南岸，拱极堡西侧，应与村北部文笔塔创建年代相仿。[72]静升村庙除后土庙、商山圣母庙以及龙王庙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庙宇外，原本均修建于小水河北岸，文昌宫与文笔塔在小水河南岸的修建，可以说是继拱极、和义二堡之后村庙建筑对农耕区的又一次“侵占”。

清中后期静升聚落格局呈现内部紧凑式发展的趋势。除祠堂普遍在各族聚居地创建外，魁星楼、书塾及书屋等文教建筑也大量在街巷中出现，而恒贞堡、视履堡的落成则使小水河北岸再无大面积建筑用地。镇波、王公、通济、锁浪四桥便利村民通行的同时，成为住宅区向农耕区“侵占”的“先锋”。拱极、和义二堡的创建则拉开了住宅区向农耕区“侵占”的序幕。小水河南岸的文昌宫及文笔塔建成，进一步侵蚀了聚落的农耕区。至此，静升“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最终形成（图3）。

图3　清中后期静升聚落格局示意图

静升由元至清数百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之所以形成“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主要是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制约。

（一）地理环境是静升聚落格局形成的限制性因素

静升地处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的丘陵地带，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变低，北靠阶梯状的黄土台塬，南邻自东向西南流去的小水河，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静升在聚落早期阶段呈现出沿小水河带状分布的聚落形态。小水河南岸地势平坦，常年受河水滋养，土地肥沃，成为静升的主要农耕区。清代小水河上架有四座砖桥，以便村民过河耕种。这样，小水河便成为北岸居住区与南岸农耕区的天然分界线。小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常年经受雨水侵蚀，沟堑纵横，由东向西共分布有九条宽窄不一，且均为南北走向的冲沟。这些冲沟在明清时期还有涧流，如杨树沟内的涧流水势较大，为此还曾建有锁瑞桥[73]，道左沟内的眼光庙旁建有水洞[74]。另外，冲沟两侧及其后部的天然黄土直立性、稳定性强，不易渗水，是构筑窑洞的极佳选址，这就为村庄住宅区的北向拓展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

（二）宗族崛起是静升聚落格局变迁的主导因素

明景泰年间，西王氏已有族人外出经商，但尚在初期，规模不大。清初，王谦受、王谦和等人在吴三桂叛乱以及宁夏兵变时积极筹集军马粮草，受到了朝廷褒奖。此后，西王氏借助清廷势力生意大振，宗族势力亦急剧膨胀，“寝炽寝昌，土宇渐广，子孙渐繁。一时身列儒林，名登仕籍者，五十余人。至若农工商贾之俦，各抒所长，以相与著美，于时者济济称盛”[75]。西王氏财力剧增、人口膨胀的突出表现即在村中大力拓展居住空间，聚族而居。这其中和义堡的创建是典型代表。“吾辈烟火数十家乃散焉星处，或亲或族数日且不获一见面，犹云相友守于出入耶?庐舍尔我，异地不相联络，犹能相助以守望耶?夫不友不助，其如亲睦者何?”为此，西王氏王廷璋思谋筑堡以聚族人之策，“吾积志已久，欲萃诸家于一区，以期日近日亲。但非筑一堡焉以为保障，则鼠窃易窥，亦未善也”。[76]最终于乾隆十八年筑成和义堡。除了购地筑堡拓展居住空间，西王氏还通过扩建庙宇等措施不断充实村庄内部格局。康熙十四年时，静升文庙“时久物坏，栋折楹摧”，村中庠生见而伤之，聚众议修却因费用高昂而中止。见此情形，西王氏族人王斗星“慷慨有节，继祖纪志，费金二百，独力重修。使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就新”。此外，文庙前的旧路原经午壁之内，往来狭窄不便，王斗星又买小水河畔水地四分，把路改到午壁之外。[77]总之，静升各宗族随自身实力发展不断拓展居住空间，创修公共建筑，从而主导了聚落格局演变。

（三）战乱匪患是静升聚落格局变迁的关键因素

明末社会动乱，北方少数民族南侵，盗匪猖獗，静升及其周边聚落所受滋扰不断，“其时官不言兵，民不备乱，甫其锋劫如天而下，凡一切盖藏、头畜抢掠几空。……穷乡旷野间遂无宁所矣”[78]。静升堡地居要冲，其修建给静升一带提供了一个“抵御胡虏，遇乱避兵”的场所。[79]清初政局趋于稳定，但静升村民亦不忘筑堡自卫，雍正六年（1728）崇宁堡的创建亦是如此。[80]乾隆年间，兵患横行又促使静升村民修缮堡子。[81]此外，静升村民也不断联巷筑门以自卫，乾隆年间里仁巷的增修便基于此种考虑。[82]静升村民在修筑堡寨、联巷筑门以躲避战乱、匪患以及虎狼之患的同时，也一步步推动了聚落格局改变。

（四）国家政策是静升聚落格局变迁的隐性因素

嘉靖以前，普通百姓不能为祖先立庙，“地方上的祠庙不是神祇的庙就是贵族（或皇族）为祖先所立的庙，庶民供奉和祭祀祖先，不是在坟墓，就是在佛寺（所谓功德祠），或者在家中供奉”[83]。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奏《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祭始祖立家庙疏》获批后，“品官家庙”遂成定制。[84]此后，只要先祖或族中有担任品官的，族人创建祠堂便有了合法依据，民间建祠之风逐渐盛行。静升村受此影响，明清两代，尤其清中后期，聚落中各姓族人开始大修祠堂，至清末共建筑16座。其中最早的是张氏祠堂，其三世张谦曾任医官，武宗皇帝巡狩时，以尚义恩赐冠带荣身；八世张公德曾任深泽知县。[85]西王氏创建祠堂时，碑记中亦先言“宗祠之建非过举也”，其时西王氏有科举功名以及仕宦者达50余人。[86]可见，国家政策虽未直接涉及聚落格局变动，却间接地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乡村聚落格局研究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既往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很多表面看上去是一个集聚聚落的居住地，实际上内部是分离的，是由几个来源不同的居住地组合而成的。换言之，很多表面上似乎是大规模集村的村落，实际上是由若干分散居住的散村组合而成的，其背后仍然是散村。”[87]可见，要想准确把握乡村聚落形态及其发展演变，除了乡村聚落平面形态外，还需要加强对乡村聚落内部格局的研究。只有两方面综合，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才会更加全面、准确与客观。乡村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在历史进程中，聚落格局受各种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样貌的格局形态，局部轮廓更有扩展抑或消亡的现象。静升村元代之前的聚落格局因地震损毁，此后进入新一轮发展周期，而这种发展态势与元明之际华北聚落发展趋势总体契合。另外，静升的格局由元末明初的点状分布，发展至清中后期紧凑充盈的块状分布，实际也反映了乡村聚落形态由散村发展成集村的历史发展趋势，这其中宗族的崛起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

公共建筑作为探讨乡村聚落发展尤其是聚落格局的重要标志已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林美容指出土地公庙是聚落形成的重要指针，并以土地公庙形制考察聚落的发展。[88]鲁西奇则认为，“一些处于村落中心的公共建筑（如祠堂），很可能是后建的。建筑学家会强调此类公共建筑的中心位置，认为村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规划、建设的。这种方向可能是错误的，一个村落的中心，应当是多次调整之后的结果”[89]。另外，还需谨慎看待庙宇在乡村聚落空间界定中的作用，虽然“庙宇作为社区空间的表征，在社区形成过程中不断整合了社区”[90]，但若笼统地将庙宇作为划定聚落边界的标识物，未必完全适用。静升村既往的研究中就存在类似问题，一些建筑学者认为：“目前处于静升周边的六座庙宇十分清楚地勾画出村落的整体范围：北塬有三元宫和极乐庵界定的北向边界；中央有三官庙和关帝庙界定的东西边界；田间则有龙王庙与商山庙界定的南向边界。”[91]用三官庙、关帝庙来界定明清静升聚落的东西边界没有问题，当时村民确有此种意识。但南北向用庙宇来界定就甚为不妥。静升的北界上，朝阳堡位于极乐庵西北方，崇宁堡相较三元宫处于更靠北的位置。村南田间的龙王庙与邻村旌介村的龙王庙功能类似，乃为镇压小水河暴涨而修，商山圣母庙则是村民祈愿商山圣母控制“毒虫蛇蝎”以保证农业生产之庙宇，此二庙实与南部边界划定无甚关联。

所以，乡村聚落形态尤其是聚落格局的研究，不仅要对聚落相关历史文献有准确的分析解读，还需加强对乡村聚落的实地考察，“努力站在历史时期研究区域内乡村居民的立场上，设想与他们处于同一种特定的历史、地理与社会情境中，复原并想象其生存、生产与生活的地理与社会空间”[92]，切身感知乡村聚落的发展演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乡村聚落格局及其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