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魏晓锴：男，汉族，中共党员，山西清徐人。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中国社科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华民国史、社会经济史、山西地方史等领域研究。

冀苗：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山西商人从明中后期开始发轫，发展到清朝，已成为全国实力最为强盛的劲旅。山西商人商业贸易从粮食开始，之后盐、绢、布、棉、茶、烟、煤等商品亦逐渐被纳入其经营范围。其中，茶叶和布都是最为重要的种类。衣食皆为民生之本，布在古代社会有着重要地位。《管子》有言：“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贫富皆以赖之，士庶皆得为衣，足见其重要性。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数量的递增，布的需求更加旺盛，商品属性越来越突出，布业贸易成为山西商人经营的重点。在长期的布业贸易中，山西商人善于总结经商经验，在实践中形成的办布规程，囊括了贩布、运布、售布等方方面面，既是其商业智慧的结晶，也是后代经商者的教材。关于清代民国山西商人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定的成果，但是关于布业贸易研究成果不多，以规程为中心的探讨尚乏其作。近年来，大批关于山西商人文献的发掘，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尤其88卷之巨的《晋商史料集成》收录了大量清中期至民国山西商人的办货规程，“办布规程”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本文尝试以清代民国办布规程为切入点，尝试对这一时期山西商人布业贸易进行考察，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图1、《晋商史料集成》

一、山西商人布业贸易中的采办

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布业贸易包括采办、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在整个贸易链条中，采办是首要亦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办布规程显示，山西商人对采办的地点非常重视。清代民国山西布商的采办，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河北、重庆、山东等省，各省内部又列出具体的办布之处，详细指明属什么府及具体方位。《清代王志恒记迭花布底》中有：禹州“系卞梁省开封府所管之地，在赊镇正北，距赊三百六十里，在洛阳县东南，距洛三百二十里”；许昌“系卞梁省许州所管，在禹州东北，距禹五十里”。《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中有：洛阳县“其处在李村西，比距三十里黄河南，离河五十里，系河南府首县《民国河南等处办布规程》中有：东石固“相距李家庄五百六十里，至石庄三百余里”。诸如此类详尽记录地理方位的规条，在这一时期的办布规程中不胜枚举。清代时期，山西商人办布地点主要集中在湖北，《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中列举了该省十五个重要集镇：旧口镇、多宝湾镇、新州镇、石牌镇、沙市镇、泗港镇、沙洋镇、后港镇、永隆河、蚌湖镇、德安府、唐县镇、汉口镇、长江坡、樊城镇。旧口镇是山西商人的办布重镇，以旧口为中心，其他多以此地为参照，比较价格、布样等。如多宝湾镇“所使银两样式与旧口等耳……所出之布系细布，较比旧口布宽一寸，短一尺”。旧口为湖北重要办布集散中心，很多地方所产的布会发往旧口，山西商人在此集中办买，然后运输北上。如永隆河“若逢旧口集，快机户向旧卖者尚属不少，即如咱帮，亦有在彼办者”。除旧口外，汉口镇四路通达，是布业贸易的“集镇之地”“水旱码头”。民国年间，山西商人办布重心逐渐转移，德安府成为比旧口镇更具规模的办布地点，布商一般以德安府为中心的胡金店、云梦县、孝感县、厉山镇、唐县镇、王家店、晏家河等镇采购土布。此外，河北、甘肃、天津等均成为办布的重点，重心进一步北移。

山西商人对办布地点比较讲究，釆办的方式则较为灵活，通常情况下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釆办，一种是委托代办。直接采办是办布商人直接在当地办买，委托代办是山西商人委托当地的行店和经纪人代为釆办。在规程中，一般会首先说明各处办布方式。清朝时期，山西商人一般在自己家乡设置本号开展布业贸易，如嘉庆年间设立在平遥的朝仪绸缎梭布行、同治年间设立在平遥的余庆堂、清末设在太谷的锦泰蔚布庄以及设立在祁县的王志恒记。除在家乡设置本号，在办布地点也会设置许多的布庄、布铺等长庄，并招募管事、会计、伙计来打理经营。外出办布时，如果办布地点设有长庄，就住在长庄栈房，或另住别店。办货时会随机应变，遇到发货便利、方便安静、食用自然之处，也会时常更改安庄之处。完庄之后要仔细查问，把所办之布信息如“漂白本色长短多寡”“夏布买价”“定价行情”“成卷坐底花销”“何日跟出走于几帮”等查清，统计列单之后带回本号，以便卖货时作为参照。各个布庄时常同本号寄信联系，每月择日往本号寄正、副信二封。布商伙计在采办时会先住在行店内，在当地布庄和集市中办买布匹。布庄买布时，店主给办布商一间房屋，紧要家具店主会配置，有的布庄会给烟钱和酒肉吃食钱，是否管饭根据地方情況而定。遇到集市时，布商会赴集买布。赶集要带小车推着钱去买布，买布钱和返程带回的布也要出车费脚银，“每吊钱出车钱三文，由集推布，每匹脚钱二文”。

关于采办的标准，山西商人最为重视，这也是布业贸易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规程显示，在采办过程中，山西商人对布的品质严格把关。清代民国时期，布商经营种类较多，规格类型复杂多样。按照材质，可划分为锦、绫、绸、缎、麻布、棉布等。布业贸易中，主要有棉布和麻布，其中由苎麻为原料编织成的夏布最受欢迎，夏布多分为半漂夏布、加漂夏布、浆夏布、摺夏布、京庄夏布、定机夏布等。按照工艺，可划分为梭布、坯布、漂白布、色织布、印染布、毛青布等。梭布为家庭木机所织之布，坯布为没有经过加工印染等工艺的布，漂白布是经过化学漂白去除杂质和油脂的布，色织布是用染色的纱线编织而成的布，印染布是将坯布染色成的布，毛青布是“取松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复浆碾，吹干，用胶水参（掺）豆浆水一过”而成的布。在办布规程中，常出现的布种有大布、干布、小干布、口布、重布、袍料、梭布、诸梭、洋布、粗布、白布、斜纹布等。山西商人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办布种类，如咸丰年湖北旧口发山西平遥的布有“提尖白布”“顶庄白布”“锦白布”“晚庄白布”“彩边白生兼紫花布”“拔尖晚庄白布”。湖北后港口镇所出的布有“正号广弘打青胎布”“副号胎布”“三副号胎布”“信茂义胎布”“永丰德胎布”“丰德副号胎布”。规程中布的种类之丰富，足见山西商人做事之严谨，布业贸易之年久和宏大。采办布匹种类复杂，规格也极为讲究。山西商人对布的品质严格把关，对各处之布的线条数、长宽、重量、匹卷等均有明确标准。民国时期，除了传统土布，对洋布的种类、规格和价格等都做了详细记载。《民国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记录了各种东、西洋布种类和品质，涉及东洋细斜、东洋包斜纹缎、东洋巴黎呢、西洋泰西宁绸、西洋花德国缎、西洋西丝绸等。在办布时，山西商人会货比三家，总结各处布的特点和优缺，如开州布“城东之布微显青牙色，城西之布自来亮白，城南之布自来牙色，城北之布仝是。硫磺熏过，甚白，不吃染色”。为了保证布的质量，山西商人在办布时格外仔细，绝不含糊。在临到天气大热之时，嫩色之货少办少买，诚恐“木箱到路发潮，到至汉路其内生火，货物起点防坏”。此外，他们还规定了“三处有头”不买：“一名石灰头，价钱大小不要，真乃大坏事。一名汾头，价钱要小还不碍事。一名捶头，布不发卷齐实不买”；“五样之布”必须谨慎：“稀稍、夹页、机短、稍七、页分五样之布，买下不可入卷。”在办布规程中，山西商人多次提到办布必须细心过目，不可坏大事。对商品质量严格把关，成为山西商人布业贸易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布的包装上，山西商人亦特别讲究，按照规格挑选布匹后，还会把所办之布用心包装妥善。在长途运输过程中，布匹难免会有潮湿发霉、打湿、破损、残缺、浸油污等损坏，遭此情况布价必跌，如规程中言“病布跌银，潮霉每匹一分，水湿每匹二分，破每匹一分，油每匹五分”，所以布的包装极为重要。办布规程显示，山西商人在包装布匹时，会按照尺寸对准，以规定匹数合为一包，再用油纸包成甬，数甬合为一捆，装箱或装篓，最后加上苫布（包装布匹的材料）防止损坏打湿。包装时会用到布口袋、纸、赛纱皮、麻袋、蒲包、竹席、蔑篓、箱子、捆口绳、竹签等材料，其中仅包装用纸的种类就分为油纸、里纸、改连纸、毛边纸等，油纸还细分为连六油纸、连八油纸、顶大油纸、小油纸；篾篓包装种类有双底双盖竹篓、加大竹篓子等；捆口绳种类有竹篾条、棕绳等。这些材料的配置，均由山西布商完成。山西商人对布的包装精益求精，为布的品质提供了有效保证。

二、山西商人布业贸易中的加工

采办是山西商人布业贸易的重要环节，采办过程严格把关保证了山西商人布业贸易的品质，是山西商人布业贸易持续和发展的关键。办布规程显示，清代民国山西商人的布业贸易，不仅是简单采买和贩卖，在贸易过程中，布商还进行初加工和再加工，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初加工一般是对棉花进行加工，在布业贸易中，除采办布匹外，山西商人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在特定地区采买棉花，作为商品直接销售或将其进行初加工。棉花同布一样都是民生之本，明朝之后逐渐取代丝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在规程中，山西商人详细规定了棉花的好坏高低及品类特征，将棉花分为头牌花、二牌花、三牌花，列举了不同产地的优缺，如关东、锦州、冀州、京东、乐亭、青邑的棉花为顶尖的好花，其花绒细长软，扯开时花蕊如丝；太沧州、南通州、澄州府、上海县棉花绒细绵软，但是花色发暗；安陆府、天门县、甘镇驿仓棉花毛眼绒细，非常干净；沔阳县、沙湖、岳口、沙市仓与河沙仓相似，武昌府、东北一代仓与获鹿仓相似，就是相较起来毛眼软些，成色最低，也最不干净。采办好原棉后，山西商人会委托布行或者自己开设作坊将原棉经过分梳、除杂、加捻、卷绕等工序加工成棉纱，而后纺织成布。“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一般来讲，在江南等地进行棉花加工情形较多。此外，规程对于原棉产地和棉布市场都有详尽的记载，体现了棉花加工在布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将棉花加工成布，在布业贸易中，山西商人更多情况是对生坯布进行多种加工程序，通过再加工来增加布匹的附加值。布的加工分为漂、染、踹、绣、缝等工序，漂为漂白，是通过化学方法对生坯布进行漂白处理，去除生坯布中的杂质污渍和油脂，以达到丝织物的白度；染为染色，是通过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中的色彩给白布上色；踹为踹布，是把染好色的丝织物卷在卷轴上，卷轴以磨光的石板为承，上压千百来斤的凹形重石，由踹工踩着巨石两端左右来回运转，使得紧薄而柔软；绣为绣花，是在丝织物上作绣，多为“龙凤”“时花”“十景”等；缝一般是对布匹进行对缝、锁边等。办布规程显示，山西商人对布的加工贯穿于整个布的运输中。布业贸易中的加工，最典型的是印染环节。山西商人或委托颜料庄代为染布，或直接在贸易路途中开设染坊。染色材料多为自己置办，如同治年庆余堂在河南五女店染一九南府色布时，桃红、西湖绿“此二宗色随客自备”。在布业贸易中，河南禹州、许州都是重要染色地点，其中许州五女店染布技术最为成熟。办布规程详细记载了印染的颜色、规格、种类等。现将山西商人同治年间在许州五女店染布颜色列表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染布颜色种类丰富，同一颜色差别细微，说明山西商人染色加工技艺之高。染布颜色后还附有特定地区染色价码，如五女店详细记载了六种价码：“一九南府色布价码”“大号梭颜色加头（大号之布，丈九长）”“一四标光色布染价码”“一五有光色梭染价码”“汉口梭颜色加头”。布的种类不同，颜色不同，染价亦有差别，如“豆绿六桶三分四，西湖绿三桶六分五，大红三十六桶三分五，棕色六桶三分四”。炼染不同材质的布料价格也不相同，如“炼绢每匹一分二，炼绸绫每匹八分，染桃红绫一钱四”。同一染料染不同的布，如京庄夏布、细夏布、定机夏布，价格也不同。办布规程中复杂而详细的记载体现了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对染布之娴熟程度。由此可见，山西商人正是在加工环节一如既往地严格把控、不断提升商品品质中得以持续发展的。

在清代民国布业贸易中，山西商人以经营布匹为主，规程显示，除布匹外，往往还涉及皮毛等杂货，对于这些商品，山西商人也融入了加工的成分，笔者认为，可将其纳入布业贸易之组成部分。“办毛”与“办布”“办花”皆有不同，运费高、捐税大，“羊毛销路，美中销毛十成只占二三外国需用羊毛”，销路远不如布。在运输中，还极易因天热发黄，虫患叮咬导致损耗过重。在市场需求上，穿毛皮时腥膻之气虽“习久而具化”，但是“南方不习者不堪也”。南方人穿不惯毛皮，且天气渐暖之后亦用不上，所以办毛不如办布办花占据大宗，其畅销地主要在青海和西宁。此外，从清代民国办布规程看，有的单独成篇，有的散布于杂货规程之中。这说明山西商人有的单营布类，有的除布之外兼营菜蔬、果干、糖、茶、纸张、日用品、香料等杂货。在《民国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中，就列有“天津海关估百货价格表”，以备办货时对照参考。除布之外，山西商人也会在布业贸易中对纸张、茶叶、日用品等进行加工。通过加工和再加工，山西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产品的价值，能够在庞大而复杂的布业贸易之中保持优势获得发展。

三、山西商人布业贸易中的营销

在山西商人的布业贸易中，除了采办和加工，对布的营销也是极为重要的。办布规程显示，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在布业贸易中的营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掌控各处花销，进行精打细算；二是把握市场惯例，进行灵活应对。整个布业贸易会涉及很多花费，对这些花费，山西商人可谓精打细算。按照布业贸易的环节，办布花费一般分为采办花费、加工花费和运输花费。采办花费有买布钱、经纪钱、伙食钱、杂役钱、烟茶酒肉钱、行用钱、出用钱等。如同治年湖北旧口办布，“店主与客房屋一间，家具以及调货高低随客自便，使钱一千、出用钱二十文系店主经纪各得钱十文，每天出火食钱一百六十文，烟茶杂使钱系客自备”。除买布费用，其他花费得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而定，有的烟茶酒肉钱需要自己承担，有的则由当地布庄筹备。从规程来看，布价涨跌不定，买价随时变动，“买布庄钱九八四，买布看庄系托店主包价，办买譬定价每匹布钱六百一，与客抽回用钱十五文，以时价钱数合银”。所以山西商人必须找准时机低价买进，在供应充足、市场价低时大量“贪货”，等布匹市场供不应求时高价卖出，以达利益最大化。山西商人采买成品布有采办花费，在加工环节也有加工花费。其中，包装工钱有苫布工钱、卷绳工钱、油纸钱、蒲包布袋钱等，加工布钱有漂白钱、染色钱、踹工钱、薰工钱、绣工钱、缝工钱、折工钱等，加工毛钱有上药钱、拣毛钱、晒毛钱等。对于每项具体花费，山西商人均有详细说明。《民国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中有“每卷熏、踹工钱八十二文五”“折工五十文，缝工钱二十五文”“每卷染水钱六元五”“女工男工拣毛晒毛，成捆工资二钱”之款。这些工费等均摊在每匹布的成本中，也体现在每匹布的销售上，“一应油纸理纸麻袋蒲包绳绳，每匹摊银二厘五”。

以上是采办和加工花费，除此之外，运输也需较大花销，运输花费包括运费和税费。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布业贸易中的运输主要通过水路和陆路两种方式进行。清前中期，水路一般通过运河运输，如规程中提到“苏州布船发东路系由运河卸”，需要付过河钱和船只钱，以每担结算。“以四大卷作一全担，以八小卷作一全担，每担出过河钱二分”。清代末期，出现用火轮船走海路运输的情况，如规程中“计路四千八百里，火轮船出吴淞口，昼夜不息，飘海走大洋”。陆路在清代一般通过骡子、骆驼及马车运输。骡子运输一般称为绑骡，运费如何开销，有详细的“绑骡规则”。骆驼运输一般交由驼帮，称为“绑驼”。陆路每担出骡脚钱、绑驼钱、车力钱、车马柜钱等，同样是以每担结算。水路和陆路的运费价格不同，每段路程的具体价格有异，如“旧（口）至河下，每卷力钱布街十四、熊街十六；旧至樊城，每卷水脚钱七十”。《民国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中提到了“火车运货解费”，轮船和火车运输大量运用于布业贸易中，可见山西商人善于把握时机进行灵活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获得利润。

办布运输途中还涉及各种税费，包括关税、厘金、会馆抽钞、官项钱、行用钱、火耗平色银等。清代前期运输中最重要的是榷关税，咸丰以后，厘金成为主要开销。办布规程显示，每段路程厘金数目不等，山西商人对布业贸易中所花费的各项厘金都进行了精确统计。厘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咸丰年旧口发禹州的规程中就有“旧口新添官厘金每卷钱一百文”。山西商人精打细算，缴纳厘金灵活办理，“如行至纳厘税之处，见景生情，总以活办变理为要”。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捐税繁杂，缴纳陡增，规程提到运输中要缴的名目有车厂银、城防局银、船捐、印花税、火耗洋、商税洋、常关税、坐税银、担头银、落地税、警捐、保商捐、特捐等数十种之多。要在这样的“苛捐杂税”中获利，山西商人必须进行精细化的营销，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在布业贸易中，电报的广泛使用，是山西商人与时倶进的又一体现。对于电报费，亦是精打细算，发报以字数、地区、翻译计价，“四等电每字六毛六，外省电每字一角三二”。邮费花销同样如此，“汉邮河同元亨字印花布，每个邮包内打九匹，每匹一两三六”。他们精确把控各项花费，并规定“本客经手自报，万不可含糊报矣”，对花费进行科学管理，以便最后一应均摊在每匹布中，算作成本，加上利润，在销售时，能够清楚把握布的价格。精打细算、科学管理，成为山西商人布业贸易中营销的一大特色。

布业贸易中的精细化营销，还体现在山西商人善于把握市场惯例，进行灵活应对。办布规程显示，山西商人掌握各地货币情況，熟悉当地金融市场惯例，在布业贸易中能够根据市场灵活应对。此外，还熟练掌握各地称量单位，将本号的“平砝”同办布之地进行比对，得出两者之间每百两的差，按照“（某地平）比（本号平）每百两大（多少）”样式详细记录，以便更好地进行贸易。规程不仅列举了本号及山西各地平砝，还指明“外省各州府县每百两比各公砝平大小”，布业贸易所到之处，平码均有详细记录。这些平码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推移，平码可能逐渐混乱，重新立规亦为常事。《咸丰年湖北各处办布底稿》中就提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五月赊旗镇新定行规和秤头平码的情况。重新修秤三杆，山陕会馆存一杆，东西两路头周流各一杆，规定“其彼钱平每百两比曹平大银三两二，可使银两样式系九九银，宝银皆可，惟足纹银不行”。其后列有公议各货物所用平码，粉皮称、粉面称、粉条称、油饼称、核桃称、葡萄称等，均以赊钱平作为标准，“行规元银，系以九四扣纹银，九三扣宝银”。在布业贸易中，对市场惯例严谨考量，把握营销金融法则，进行灵活应对，这也是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在复杂的布业贸易中能够保持优势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山西商人曾辉煌商界五百年，其中布是其经营的主要大宗商品之一。在长期的布业贸易实践中，山西商人积累了大量经验，办布规程即是商业智慧的结晶，也成为其贸易经营活动的教科书。正如规程所言，“择本行日用之必需者聊为志焉以备参考”“将目前行情货物书明于后”，主要是供其后办货之人从事布业贸易参考。从办布规程可以看出，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十分重视办布的地点，对布的品质严格把关。在布业贸易中，他们并非简单的贩卖，而是将棉花加工成布，并对生坯布进行再加工，还对相关的皮毛和杂货进行加工处理，最大限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山西商人格外重视布匹的营销，对各处花销了然于心，精打细算科学管理，还把握市场惯例，进行灵活应对。在布业贸易中精挑细选，对布的质量严格把关，是山西布商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布的加工上精益求精，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可谓工匠精神的一大体现。他们善于管理，用心经营，时刻谨慎，尽心竭力，才能在复杂的时局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体而言，注重品质、工匠精神、科学经营，既是山西商人布业贸易的生存之道，也是其贸易品格的集中体现。清代民国时期，山西商人积极活跃于全国的布业流通领域，创造了极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在孜孜不倦的贸易中成为“南布北运”商品流通格局中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