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晏雪莲：女，1985年生，湖北钟祥人。本硕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毕业于澳门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薛合祥：男，1999年生，山西翼城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硕士，师从晏雪莲副教授，目前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明清山西商人。

学界目前对山西商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多集中在盐、铁、票号等方面，对山西布商的研究则较少，对翼城布商的研究更是缺少。山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经营文书如规程、信稿等，对于再现这些商人的商业活动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一些经营文书的发现，很好弥补了研究山西布商经营文书资料不足的窘境，尤其是刘建民先生的《晋商史料集成》，集中收录了山西布商的办布规程、布铺成立合同、信稿、账册等众多资料，为研究山西布商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临汾市政协编撰的《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囊括了临汾市内各地区的商人资料，包含翼城布商的商业事迹；翼城县政协编撰的《翼城晋商史料》，立足翼城商人，详细介绍了翼城的商业家族、人物以及一些商业会馆、店铺，其中不乏关于翼城布商的资料。碑刻也是研究翼城布商的重要资料，如李华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许檀的《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收录了翼城布商在北京、通州、山东、河南等地的会馆碑刻资料，为研究翼城布商提供了丰富的碑刻原始资料。一些文史资料如《翼城文史资料》《北京文史资料》等，也提供了关于翼城布商的商业信息。本文主要依托这些资料，对明清时期翼城布商的商贸活动进行一些深入研究。

布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明清时期翼城布商能够以县城商人的实力脱颖而出，当属罕见。除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外，翼城本身的地理位置、物产、工商业氛围则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宋元时，棉花传入中国，棉布逐渐取代传统桑麻成为布匹的主要材料。明清时期，棉花在中国南北广泛种植，明丘濬《大学衍义补》：“(棉花)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麻，盖百倍焉”。与丝、麻布相比，棉布价格低廉，原材料易种植，更加透气、保暖、结实，深受民众的欢迎。且此时棉纺织技术经过改良，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伴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棉布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此外，棉花种植所需要的劳动力比丝、麻要少得多，元代王祯《农书》记载：“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虽日南产，言其适用；则北方多寒，或茧纩不足，而裘褐之费，此最省便。”明清时期人口迅速膨胀，对于棉布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多重原因推动下，让棉布布匹的贸易利润十分可观。

行军作战，除粮秣之外，军队的衣物供给亦十分重要。明代政府在北方设置了大量的卫所用来对抗少数民族的侵犯。山西北邻边境，是抵御旧元势力的前沿阵地，因而境内集中着较多的北方边镇，军队数量人数较多，对于棉布的需求较为旺盛。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赴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赍松郡。而牙行辈指为奇货，置酒邀边官，然后分领其银，贸易上海平湖稀布，染各样颜色，搪塞官府。”朝廷用大量的布匹犒赏军队，并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贸易。棉布除了保暖之外，还有军用用途，明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棉甲以棉花七斤，用布缝如夹袄，两臂过肩五寸，下长掩膝，粗线逐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其铺地，用脚踏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鬓不烂，鸟铳不能大伤。”棉布棉花对于北方驻军极其重要，但北方棉花产量却极少，仅仅依靠当地农民自然无法满足这种巨大需求，因而在军队供给方面必定有着布商的广泛参与。明朝政府是当时最大的棉布、棉花的消费者，日本学者寺田隆兴的《山西商人研究》中提到明朝政府的棉布消费总额每年可高达一千万匹，由此可见政府的布匹军需为布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为供应军队，明朝政府实施开中制，由商人将米、帛、布、铁等运往北部边疆，换取盐引后进行食盐销售。翼城位于平阳府的南侧，靠近运城产盐区，地理条件优越，商人以地利将布匹运往北部边疆，获利颇丰。

山西北部紧靠蒙古草原，历史上多次外族入侵均选择以山西为突破口进行侵扰，山西北部首当其冲，长期的战乱导致商贸环境恶劣；而相比于北部，南部临汾、运城一带则较为安定，战乱较少，商业发展有较为安稳的环境，因此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最初便是从山西南部发展起来的，而到了清朝时期，随着与北部草原民族的和解，边患缓解，北部商人群体才逐渐超过了南部。

平阳府处于山西南部，是一处交通枢纽，交通便利，在平阳府鼓楼上东西南北分别写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足以见其地理位置的优越。要想通过山西前往西部陕甘宁或者山西北部，平阳府是绕不开的，而翼城位于平阳府东南侧120里，基本上处于曲沃、侯马、襄汾、长治、泽潞等周边城市的中间，商人要想从山西南部东出太行山，或者西行陕甘宁省份，基本上也是绕不开翼城的。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翼城县志》记载，翼城县南到绛县70里，西到曲沃县50里，西北到襄陵县120里，北到浮山县70里，县城除东北部为山地外，浍河流经境内，地势较为平坦，交通发达。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为翼城布商的兴起提供了天然的地利。

翼城县是平阳府棉花的主要产地之一，乾隆、光绪、民国时期的县志均记载：“白棉花，毛长者为笨花，短者为兰花，其子可榨为油。土棉花，其色入土，亦名紫花。”可见至少从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翼城都是平阳府一处盛产棉花的地方，这为此处商人从事布匹贸易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日本侵华时对山西做了详细调查，其中就有关于翼城棉花种植情况、耕地情况的部分调查情况：“近年来棉花种植尤其兴盛，民国二十二年（1933）为近几年产量最多的一年，种植面积68012亩，产量2538299斤，平均每亩产量达37斤，水平较高。民国二十三年（1934）种植面积增加到68961亩，而产量却减少至1508582斤，但仍属本省优秀产棉县。”

据上述调查资料，可见以翼城一带为代表的晋南地区，棉花种植氛围十分浓厚。荆文明的口述资料提到，日军扫荡翼城后，万善隆商号被洗劫一空，东家聂乐善便给河南两个银匠师傅一人装了几十斤棉花顶替了他们在商铺的工钱，打发他们担着棉花回了河南老家。这一时期翼城的棉花产量是比较丰富的，为布匹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除棉花产量丰富外，翼城发达的纺织业也为本地布商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元时期，翼城的织造印染业已十分发达，并成为了官府的印染基地，这为明清时期翼城商人的崛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身处黄河流域，河东之地历史悠久，作为春秋时期晋国源头，翼城本地有着浓厚的经商传统。晋文公时期在全国推行“工商食官”的政策，促进官商的发展，并且“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减轻关税、修理道路、降低税收，以鼓励本国商人通商，并吸引列国商人入晋经商，西汉翼城一带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基地，唐代时期平阳的乡宁、翼城与隰县的冶铁业十分兴盛。宋元时期又兴起了纺织印染业，商业历史可以说是十分悠久。明张翰《松窗梦语》：“河以北为山西，古翼都邑也，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銙旄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当时翼城所处的晋南地区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多好商业，以平阳、蒲坂为代表的晋南商业资本已经空前活跃起来，且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商业城市。这些地区的人面向全国进行商贸活动，“太原迤南，多取贾远方，或数年不归”，如此浓厚的商业氛围，带动着翼城人从事商业活动，且逐渐将自己的商业重心落在布匹贸易上，成就了兴盛多年的翼城布商群体。

翼城布商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在产布区收购布匹，长途贩运至需要布匹的北方及西北地区。行商范围涉及众多省份，最为主要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东部依托大运河的商贸路线，另一条是中西部的商贸路线。

大运河开通后就成为中国的经济大动脉，明清时期翼城布商依托大运河，将南部苏州、松江等地的布沿河北上，运往京津地区。苏州等大运河南方地区在明清时期纺织业十分发达，“苏州……桑麻遍野，茧丝棉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求罗绮缯布者，必走浙之东也。”发达的苏州纺织业吸引了大量的秦晋商人来此购买布匹进行南布北运。嘉庆四年（1799）的办布规程有一段苏州布北运的水路路线：“苏州布上船发东路系由运河卸，张秋起旱，发回路由竹昌由范村起车，如卸郑家口，即由获鹿县发回。浒关报税每甬四分四（厘），九兑之谱，飞花白皮七扣算，如尺税连水脚以每甬一钱九（分）五（厘）。有由南河路途，浒由杨淮宿，税银在内送张秋交卸，苏至六合县，水路五百四十里。”这段布商规程详细记录了一段由苏州布匹北运路线，以可见大运河对布商运输的重要程度。

《川西梁上涧峡村重修东西门楼序》，记载了翼城县南梁镇上涧峡村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重修东西门楼之事，当时上涧峡村出动五人，在通州、京都、陕西和河西务募化布施银，在通州化布施银62两，京都化布施银5两9钱，河西务化布施银48两5钱，陕西化布施银8两6钱。碑刻中记载了施财者的姓名、商铺字号等，而其中大多数商铺字号都与布铺、染坊等有关系，说明在当时的翼城商人中，布商占据了绝大多数。

从上涧峡村的碑刻记载中，可以看出翼城布商在大运河沿线的商贸活动，其中上涧峡村几人在通州、河西务募化的布施银超过半数，远超北京、陕西等地。再通过运河沿线翼城布商会馆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翼城布商的行商范围是以京津冀为主，以大运河为依托，占据了大运河南北交通要塞——通州、河西务、武城等商埠码头，然后在京城进行布匹销售活动。

通州是北京的门户、大运河的最北端，临近京城，翼城布商在此创建了专业化的布匹转运会馆，承接来自运河南部及沿线的布匹货物，再运往京城等布匹销售场所。位于通州城中心教子胡同的晋翼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于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并且新建了布行公所，咸丰元年(1851）立三圣会碑。通州晋翼会馆的碑刻保存较为完整，不乏修建会馆的施银商号记载。

北京前门外一条巷子，北起大蒋家胡同，南至东柳树井，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是布商的批发集中地，《山西通史·明清卷》卷5记载“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直到现在，北京的前门外大街东侧的鲜鱼口一条巷子仍叫“布巷子”。当时翼城布商聚集于此，将来自运河南部的布匹在此销售。为集会议事、祭神过节，翼城布商便于清雍正年间在附近的小蒋家胡同自建会馆，称晋翼会馆，但由于原碑刻已丢失，捐资修建商号的信息已丢失，因此无法得知有哪些翼城布商商号出资修建了晋翼会馆。但民国十年（1921）的晋翼会馆中的《两馆并一碑记》记载：“吾邑当有清盛时，服政庙堂者，公卿接踵；懋迁京邸者，车驷连踪。故其时，乡先生为联桑梓之谊，建设会馆，竟有两处：一曰翼城会馆，在前门西之虎坊桥；一曰晋翼会馆，即此馆也。迨乎清末，烽燧不靖，商业衰落，次馆遂为人和、泰和两布商，以银四千余两出典于都中吴姓，自此吾邑只余翼城一馆矣。惟翼城馆，创建于清雍正十年，迄今历年已久，栋摧墙倾，敝败不堪。而吾邑自民国以来，官商只在京师者，又日益萧条，修之无力，听之不能。因思此馆，规模堂皇，屋宇坚固；且典出多年，若不及时赎回，久而必为他人所有。于是典者既不可复，存者又成废产，不降两馆而一，馆不保乎？于是公同议决，将虎坊桥之翼城馆售出，即出其价银赎回此馆。”这一通碑记载了1921年由于翼城布商群体的衰落，翼城会馆已年久失修，而晋翼会馆则被典出，于是翼城商人决定将翼城会馆出售赎回被典出的晋翼会馆。此碑还记录有合并会馆的相关商号，其中会首有华盛号，常定泰、广义号、李家枝、大兴泰、崔恒山、茂盛号、丁日梁、福兴泰、马集祥、兴盛齐、史昌义。清末将晋商会馆典出的两个布商商号为泰和成、人和盛。在之前光绪八年（1882）的《重修晋翼会馆碑记》中提到“……是泰和成，人和盛两家议修葺之事，若仿照旧修理，实属力有不逮……”，可见泰和成、人和盛商号是翼城布商很重要的两个商号，一直在修葺、典、赎会馆中起着主导作用。

河西务即今天的天津市武清区的河西务镇，紧靠大运河，地处出入京城、天津及河北的水路要道。武城即今天的山东武城县和河北故城县紧邻运河的一部分，北邻京津、向西靠近石家庄和太原，向东则接近济南与青岛，在上涧峡碑刻中记载了武城有着义信、永兴两家布铺。1996年武城出土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创建并重修会馆碑记》的碑刻中，记载了众多商号的捐施信息，其中就有着泰和成、隆盛号等上文提到的翼城布商商号。

从乾隆四年（1739）到道光十七年（1837）的几通碑刻中，可以看到众多类似或相同的布商商号名称，如乾隆四年《创建晋翼会馆碑序》中的成记布铺、增盛染坊，乾隆五十六年《川西梁上涧峡村重修东西门楼序》中的增盛布铺、成记染坊、晋成布铺、大兴布铺、玉成布铺、务本布铺、如意布铺、广成号，嘉庆二十二年的《创建并重修会馆碑记》中的增盛号、裕兴号、隆盛号、泰和成，道光十七年《建布行公所碑记》中的增盛号、晋成号、务本号、义生号、玉成号、大兴号、如意号等。这些跨越百年依旧存在的布商商号，展现了翼城布商在通州地区的近百年的辉煌。翼城布商通过占据运河沿线的商埠码头，进行布匹的仓储、批发、加工集散贸易，占尽了大运河交通便利的地利，获得了南布北运的商机，而南布北运的目的地就是北京，翼城布商聚集在北京的一条巷子里销售布匹，颇具规模，以此为基地进行布匹销售，创造了翼城布商的辉煌成就。

商路北部的目的地主要有北京、张家口、杀虎口以及一些重要的边防城市，再从这些城市关口走向草原，与蒙、俄通商。但是根据收集到的一些史料来看，翼城布商，或者说平阳一带商人的经营活动似乎并没有太多涉及对蒙古、俄国的贸易，孟伟、杨波老师在《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研究》一文中提到，翼城布商仅仅只是到运河南部的苏州、松江一带购买布匹，沿着运河北上到达北京、通州等地，再由汾州、太原等山西中北部的商人承接货物，贩卖到张家口、蒙古等地。双方有序地进行着空间协作与行业分工，运河南部的苏州会馆与北部的通州会馆相互呼应，就是对这一种分工协作方式的印证。

明清时期至民国，翼城布商在中西部的活动范围主要有山西本地的翼城及附近城市，还有省会太原，以及西部的陕甘宁等地。

例如，翼城商家南卫丁家的商号蔚隆章驰名西北，总号设在翼城北关，分号则遍布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在一些口述资料中提到蔚隆章在西北的活动路线，如“南卫丁家从翼城出发，经新绛、河津、西渡黄河，过西安、咸阳、兰州，到达平凉、武威、银川，途径三省三千多里，不住别人的店，不吃别人的饭，沿途都有自己家的店铺”。还有一种说法是总号设在甘肃凉州，即武威，虽然店铺常年经营铁货，但实际上却主要经营其他品种，“他们的驼队一般走的都是古漠北路，就是武威往北，经沙漠往东到包头，再往呼市经大同、张家口，到达北京和天津。从武威运走的是大烟、皮革、中药材等，从东边运回的是丝绸，布匹和日用品等”。在一份同治四年（1865）绛州日兴盛布店布商信稿中有一段从陕西三原县到甘肃秦州城的路线，“三原县至皮舍寨九十五里、皮舍寨至行店八十里、行店至龙尾沟八十里，龙尾沟至柳林铺八十里，柳林铺至曲家湾九十里，曲家湾至曹家湾八十里，曹家湾至马龙铺九十里，马龙铺至龙山镇八十里，龙山镇至雁门关八十里，雁门关至鸽子池六十里，鸽子池至秦州城五十里，共计八百六十五里。”这些商人从平阳出发到达陕甘宁地区，将东部的布匹、铁器、盐等众多货物运往西部，在陕西西安、咸阳、甘肃武威、兰州等地销售布匹，又将西部的皮毛、药材等运往东部，促进着东西部贸易的发展，带动并加强了东西部的经济发展与交流。

翼城本地作为翼城布商的发源地，自然分布着众多布商，相关商人在此销售布匹等产品，《翼城晋商史料》中记载了众多有关棉花、布匹及相关行业的商号，如德茂祥、慎昌恒、公义成、义生和、贺协顺魁、晋升恒、聚华隆、协顺魁、恒泰、慎昌茂、德盛和等，这些布商以家乡为基地，与周边城市如绛县、曲沃、侯马、浮山做着布匹生意，更远处与太原、陕西、甘肃等做着布匹贸易。

在几封布商信稿中有提到与这些地区的贸易情况：“往凉发货之事，车骡概无长脚。前月半兰州客遇兰回脚之骡，每担布绛州至兰脚纹银一十七两耳。”“目下绛地、德安布价元银八钱二分，川庄岳口布二十余，概无做开行情，买主皆系甘省土客……一则土客赴谷，再者可赶榆会至，至今发凉长脚概无，后首兰州之脚即由兰转凉。”这几份信稿，介绍了发往凉州、兰州等地的货物情况以及骡脚钱、布价等情况，可见陕甘宁也是翼城布商经营贸易的重要区域。此外，在上涧峡村的《川西梁上涧峡村重修东西门楼序》亦有在陕西进行募化银的记录，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陕西、甘肃等地是这些布商重要的销布地点。

在一些口述资料中，也提到了翼城布商在全国各地的活动，但由于年代久远，直接参与布商商号经营的人大多已不在，能够找到的口述资料大多是参与经营的后人听到其先辈陈述后再次转述的内容。

这些口述资料经过多人转述，后人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或有夸大成分，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的布商的历史线索，如关于布商商号如何经营，经营商路、行商范围以及兴盛、衰落的原因等，从中可以看到明清至民国时期翼城布商的活动轨迹。

总体而言，翼城布商以东部大运河为主要商路，以通州、北京等为销售基地，从苏州、松江等地收购布匹后，沿着大运河做着集散转运，运到北京等地进行销售，再结合着中西部陕甘宁地区的布匹贸易，不断地发展壮大。

翼城布商作为早期晋商的一支，运营机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布行产业链、合伙制经营模式以及商业会馆等方面。

布匹贸易途中涉及原料收购、印染、踹布、运输等等众多门类，且不同颜色、不同尺寸的布匹都有着不同的价格。针对这些，布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很多布商规程、信稿中都体现这一点，如“本店丝货结价，八年价码照码兑扣即系原本。四二官浅色局累丝缎，二四十五，真红加四两五，佛青加一两一。三九官浅色加阔素缎，一零四……”“毛一色七、八，元银房平七兑。浅色局纱，每尺重五钱五，价二钱四五，……”对各种布匹的价格，以及不同颜色的布匹多少钱等有着明确的规定。如关于踹工、包装、印染，“论盛泽货,如西绫、会改，每匹踹工六厘，每匹纸皮银一钱五。西会染炼真红六钱五、妃色一钱，桃红一钱八，桂鸢七分，大红六钱，柏色一钱，浅色四分,宝佛一钱四。红银加七厘钱，自八年议定加。钱炼绢每匹一分二，炼绸绫每匹八分，染桃红绫一钱四。”还有对绣工价格的规定，如“绣工行规----自八年春標照老价外加一分五厘。徐瑞华，绣货老价，银平以苏房平六五五兑元丝银，色大累缎绣花袷坎肩，三两二，色大累缎光素袷坎肩，二两三五，色大累缎光素棉坎肩，二两四，八五足佛青贡缎绣立水裳片，二两七，宽袖加二钱。八五足佛青贡缎绣地景裳片，六两二，比立水的下银一两五。”从规程内容来看，布商在经营过程中对采购的绸缎、棉布行了印染、刺绣等进一步的深加工，拥有较为规范的价格体系，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除办布规程外，苏州、通州、京城内的几座翼城会馆也可印证翼城布商产业链的完整。这些会馆在大运河的南北两端遥相呼应。在苏州的翼城会馆负责收购苏州、松江等地的棉花、布匹，经过初步加工后将其通过大运河北运，通州的晋翼会馆负责转运、集散、印染，京城的晋翼会馆、翼城会馆则负责前门外布巷的翼城布商的销售活动。翼城布商前后相连、空间协作，以会馆为依托，三点一线，进行着采购、加工、印染、运输、销售一条龙的商业活动。

山西境内的布匹产量不高，所售的布匹很多是从南方收购而来。翼城布商长途跋涉从苏州、松江等地收购布匹再将其北运---并非从织户手中直接购买，而是通过行店收购。牙行从织户手中收购到布匹，集中起来再将其卖给来自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清褚华《木棉谱》：“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购，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布与银，捆载而去，其利甚厚。”这提到了秦晋的布商住在牙行家中，牙行门下有专人为布商收购布匹，并与商人商讨布匹价格与质量。明末上海陈继孺《布税议》中写道“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货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庄户为牙行别称，明确表达了织户、牙行与布商之间的关系。

随着布商的发展，布商的资本不断扩大，慢慢摆脱了牙行的限制，开始自己设立布铺、布庄来收购布匹。《木棉谱》提到清初时的牙行发展状况，“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昔日靠给布商收购布匹的牙行到此时已经只能靠房屋的租息来获利了。在布铺经营方面，翼城布商多采取的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合伙经营模式，《翼城晋商史料》中介绍：翼城商人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与用人制度，招用学徒以亲戚为主，非亲学徒必须有保人介绍，以防影响生意，祸害店铺的形象。店铺的掌柜要从学徒中选拔，有着大掌柜、二掌柜以及伙计的区分，层层管理负责。学业较好，生意通达的伙计，或被店铺东家选取为掌柜，或拿出积蓄自己创业，开办商铺，如此互通有无，不断扩大。此外，在通州乾隆四年的《创建晋翼会馆碑序》中的输财姓名中多次出现父偕子捐银的现象：“郭靖齐偕子全施银六十两”“刘玉值偕经、刘玉枢偕纶、李泰时偕缟，各施银一两三钱”“樊秉诚偕文学施银一两一钱”。河南朱仙镇的雍正十一年（1733）《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众商创建牌楼碑记》中也有着与儿子、侄子共同捐款的现象。这与同时期的晋中商人群体规定的不许亲属在字号中从业有着很大不同。从效果上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经营模式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能够维护家庭利益，但却排斥了外部成员的进入，并且任人唯亲、走关系免会导致一些没有能力的家庭成员进入，这就阻碍了商号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了日后翼城布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翼城布商在北京、通州等地创建的会馆，为自身在外地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创建晋翼会馆碑记》中就提到了建立会馆的诸多作用，“翼距京□二千里，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布行诸君子……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洽其意也。……以妥神明，以慰行旅，以安仕客……”。这说明，虽然先前设有行业公会，但在祭祀神灵、联系乡谊之时却没有专门的地方进行，而会馆的设立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难题。可以看到，翼城的商业会馆的设立除商业目的外，还十分的强调神灵祭祀与乡情联络的功能。

此外，翼城布商以县为单位的地域性聚集也是一项重要特点，参考《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清代汉江流域会馆碑刻》等书，大多数的会馆都是以省为名、以州为名、或者跨省命名，如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而翼城在外的会馆，如北京的晋翼会馆、翼城会馆，通州的晋翼会馆，山西太原的翼城会馆，甚至在河南朱仙镇的捐款碑刻《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众商创建牌楼碑记》中都是以翼城县为名创建的。这种以县为名的方式并不多见，这是翼城商人在外地域性集结的一种表现。究其原因，或与翼城布商的兴起时间较早有一定的关系。在晋中商人尚未崛起之时，在外的山西各地商人尚且不多，而翼城布商却因其庞大的规模遍布全国各地，占据着布匹市场。可见，在早期这一独有的地位之下，山西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尚未突出，翼城商人才打出山西翼城这一旗号来展开商贸活动。

晋商起源于晋南，之后再向北逐渐发展，最终在晋中地区达到鼎盛。明清两代，晋商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而作为晋商最早一支的翼城布商，为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首先直接表现在经济方面，翼城布商跨区域长途的布匹贩运活动促进了本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资收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其近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经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不息。此天下之大命也”。布匹贸易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明清政府也获得了大量的税收收入，且大量收购布匹间接刺激了江南地区提高布匹纺织技术，使苏州、松江、太湖一带成为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布匹与人民生活、军事活动息息相关，需求量巨大的布匹贸易使明清政府也获利极大。明代开中制的实施，招大量商人将棉布、粮食、牛马等军用物资运往北方边镇，缓解北部的供给难题，减轻了明朝政府的财政负担，且商人换取盐引后又通过贩盐获取巨利。明清政府在边疆开展互市，与蒙、俄进行贸易，内地商人用布、棉、绢、绸、缎、米盐等交换到蒙古牧民的马、羊、皮袄等，赚取丰厚的利润。此外，布商的贸易活动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颜料行、染行、踹布业等都与布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行兴起的同时也带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翼城布商在各处的贸易活动，将翼城乃至平阳、山西的文化习俗带至各地。这些商人创建山西会馆来联系乡情，而会馆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戏台了，《重修晋翼会馆碑记》记载：“是殿初建于中院偏北近于墙垣，殿前有卷棚、大厅、罩棚、戏台、无不细备焉”。戏曲是地方文化的代表之一，看戏不仅仅是布商们进行娱乐的活动，还是寄托乡思，联络乡谊，进行商业会谈的活动。这些戏台装修华丽，每逢传统节日或者祭祀时，商人们便会重金聘请家乡戏剧来到当地进行演出，邀请当地的士绅官吏聚在会馆中看戏、聚餐，以为媒介，山西戏曲流传到各地，促进了各地戏曲的融合发展。除戏曲外，各地民俗信仰也随着翼城布商的活动开始不断融合，《创建晋翼会馆碑记》载“西向，凡四层，前后廊舍共二十五间。中厅关夫子像，左间火神，金龙大王，右间玄坛财神”，《新建布行公所碑记》载“晋翼会馆，向设火德真君、关圣大帝、增福财神神位”。祭祀活动也是会馆中必不可少的，关公故乡是山西运城，关夫子、关圣大帝是山西地区的本土信仰。山西商人在各处活动，创建会馆，建关帝庙，设关公像，各地百姓纷纷祭拜，久而久之关公也成为了财神的象征。金龙大王乃漕运地区的水神，保佑商人的货运安全，增幅财神李诡道是北方地区信仰的财神，玄坛财神赵公明则为民间普遍信仰的财神。翼城布商创建的多所会馆，为求经商顺利，财源广进，将这些不同地方的民俗信仰融合在一起，间接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此外，翼城商人也广泛参与到了家乡及各地的公共建设当中。在外经商遇到募捐时也会慷慨解囊，如在河南朱仙镇，其曾于雍正年间参与创建牌楼，留下《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众商创建牌楼碑记》。同在朱仙镇，乾隆三十三年（1768）《重修关帝庙碑记》中翼城布商共捐款一百八十二两二钱一分。在解州，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重修解州关圣庙记》记载翼城县捐银一百一十八两八钱，在捐款的各县中排第五。除这些外，捐助家乡的建设也是一项重要的事务，如翼城县上涧峡村的《川西梁上涧峡村重修东西门楼序》中，募得各地布商白银一百七十八两一钱。

翼城布商的兴盛，得益于明清时期商业繁盛的大环境。元代至明代山西南部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明代开中制等各种政策的诱使，清朝安定繁荣、统一的社会环境、急速增长的人口，再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山西南部商人开始率先崛起。翼城商人很快将自己的经商着力点放到了布匹贸易上，利用着南北资源的不平衡，以大运河为依托，在苏州、天津、通州、北京等地创建了多所会馆，南北相接，进行收购、加工与销售，南布北运，辉煌数百年，促进了明清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 。

翼城布商的兴衰，也反映着山西布商的发展历程。翼城布商是一支较早出现的山西商人，在清代山西中北部商人崛起后，其发展受到了挤压，但仍在不断发展，从清康雍乾三朝时期陆续修建的多所会馆可以看出，其实力是相当可观的。但在之后其发展却显出颓势，在京城、通州的会馆年久失修，“墙垣倾圮，栋梁摧崩”时有发生，虽有多次重修，但至光绪年间已是“若仿照旧修理，实属力有不逮”了。清代北京原有两座翼城会馆，一所晋翼会馆，一所翼城会馆，清末布商衰落，晋翼会馆被泰和成、人和盛两布商出典，翼城会馆则年久失修，于是众商商议将翼城会馆卖出，将晋翼会馆赎回。从此事不难看出，以布商为代表的翼城商人已经开始衰落。

导致翼城布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原因有：洋布涌入中国市场后，以其低廉的价格占据了部分中国市场，对经营土布为主翼城布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清中后期运河的衰落给以运河为主要交通线的翼城布商也带来了诸多不便；清末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布商经营难以有安稳的社会环境，也给布商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翼城布商自身也存在局限性，任人唯亲的机制经常阻止外部优秀人员进入，且导致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一旦出现问题，解决起来总会畏手畏脚。后继人员素质不高、后继无人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恒兴号因为创始人上官成的猝死导致群龙无首、后继乏人，商号由盈转亏。且很多口述史资料都提到家族成员因吸食鸦片导致倾家荡产，蔚隆章的职员柴寿田与东家丁家人是亲戚，其祖父染上大烟瘾，短短几年就卖光了家里的房产；北丁翟家的一支子嗣翟宅清抽大烟将父亲一生积累的家产卖了个精光。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翼城布商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晋商研究》2022年。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求，请下载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