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4日，第五届“灾害与历史”高级研修班继续进行。上午九点，由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夏明方教授进行讲座，讲授题目为《走向共识性灾害——中国减灾文化中的“天人之惑”》，讲座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亚教授主持。

首先，夏教授就“灾害史到底有什么用”这一问题，回顾了灾害史自身的成长历程及学术地位，指出灾害史研究和其他历史学研究的不同点在于从一开始就包容了人与自然的因素，不是单纯地讨论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件，使得灾害史具有应用性的前景，并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就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夏教授诠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灾害频发的时代”。针对第三个问题“当前人类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或者反过来，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夏老师阐释到：在应对灾害的过程里，灾害本身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冲突形成了我们当前的困难，值得关注的是，最大威胁不是病毒，也不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动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自己。

首先王教授分享了报告所涉问题的缘起，并介绍了日常性构造及“灾害文化”的内涵，灾害多发地的地域共同体会形成应对灾害的日常性构造，“灾害文化”与日常性构造的关系分为生存、生活和生命三类。通过日本明治29年、昭和8年海啸纪念碑和平成23年地震教训碑的实例，说明地域社会应对生活灾害的惨痛教训。

进入到讲座的主体内容。夏老师首先介绍了“共识型灾害”与“分裂型灾害”的概念，民众对于灾害的认知经历了从“天灾论”到“人祸论”的转变，政府面对民众问责的过程体现了“制式反应”和“天灾战略”；随着灾民对灾害认知的转移，政府也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其中，部分学者提出：政府可通过引导民众接受“天灾”情境定义，预防和阻断“人祸”的情境定义，从而规避负面风险。 夏教授通过举例来说明政府责任规避的结果——如若政府试图通过灾害的自然化策略来引导一个“官民一体”的灾害认知以及应对灾害的同一性行动，将灾害转化为共识性灾害，不仅会给社会民生带来危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遭到质疑。 历史时期灾害的问责制度与当今的灾害话语相反，实际上可归之为天灾之下的人祸论，或传统中国的“灾害政治化”。传统中国的灾害主要责任由帝王承担，帝王借将灾害罪责归己来收获民心；也存在一些帝王将责任转移到公卿大臣的情况，如汉成帝绥和二年翟方进代君自尽。而民间对于灾祸的解释体系，如《太行感应篇》中，则认为灾害是民众自我的道德出现问题所致。 接下来夏教授通过乔飞《“灾异谴告”与“上帝审判”：儒耶比较视野中的权力超验制约》一文，说明了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对“灾害”解释、应对体系的设定有其相似性和相异性。《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一书展现了将灾害罪责归咎于天命、日月星辰和妖巫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至18世纪后，自然灾害的归因从“上帝之手”转换至“自然事件”。 最后，夏教授就“灾害史” 研究提出了采用三种维度，即“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关系等几点思考。周亚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简要的总结过后，夏教授与学员们探讨了灾害与心理学结合研究、清朝统治者和各级官吏如何看待灾异与祥瑞、民间和官方救援组织的关系等问题。 下午三点，研修班第六场报告如期到来。由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晓葵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事件对应与日常再造——灾后重建的人类学视角》。

首先王教授分享了报告所涉问题的缘起，并介绍了日常性构造及“灾害文化”的内涵，灾害多发地的地域共同体会形成应对灾害的日常性构造，“灾害文化”与日常性构造的关系分为生存、生活和生命三类。通过日本明治29年、昭和8年海啸纪念碑和平成23年地震教训碑的实例，说明地域社会应对生活灾害的惨痛教训。

然后王教授阐述了“灾害发生的全过程中，生活是如何维持的”这一问题。关于生活空间的重建，人类学认为行政部门和专家主导的救灾重建，容易着眼于物质空间的恢复，而忽视“感觉空间”的重建。关于技术路线和生活感知，王教授通过罗伯特·巴罗斯论文中的卓美案例，表现人类学家对于灾后重建的智慧和洞见。接着王教授举例日本大地震后选择“修建堤坝”抑或“与大海共生”的争论事件，来说明人类学家和工程技术学家关于空间重建的博弈。

生命观方面，王教授以日本通过神话来解释地震原因为例，即“鲶鱼”成为民众愤怒的对象、作为灾害宣泄的手段，而灾害另一方面会引起社会变革，“鲶鱼”通过地震的手段促进社会财产的再次分配，让社会更加平等，又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进而催生了日本文化中的“七福神”。从而发现，日本的很多宗教设施会呈现人与灵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祭祀方式来和死去的亡灵产生联系。

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公共场域留下记忆空间，而日本则是在生活场所。通过中国唐山抗震纪念碑设立在公共场所这一代表性事件可发现，国家有意识把局部场域的灾难性事件理解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创伤记忆，把地域性的灾害通过公共性的仪式性活动转写成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共有的创伤，通过修补创伤强调一体感和认同感，这实际上是中国灾害政治重要的话语书写方式。

围绕灾害记忆的日常空间化，王教授通过日本大地震后空间重建的图片来说明，灾害记忆空间的重建也是地域社会意义生产和价值呈现的妥协过程。

关于灾害的“学术表象”可能，王教授通过东北学院大学金菱清团队调查中的体验、幽灵事件、梦三个方面来说明。在灾害重建过程的研究方法中，人类学多采用民族志的方法，王教授特别强调“默会知识”的灾害民族志，即通过直接访谈来理解社会，全面理解灾害，避免灾害过程的刻板印象，把握现场的多样化事实。

以灾后重建中的住房问题解决为例，王教授说明了防灾知识必须经过灾害体验才能形成应急能力。之后，王教授举例说明了灾害民族志的目的及应用，如新冠肺炎的灾害民族志，包括新冠肺炎事件的口述史及表象物（灾难记录）、灾害民族志分析（形成灾难记忆）、“灾难经验化”“灾难文化化”的总结和思考（传承灾难记忆）三大部分。

最后，周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精炼总结，王教授就学员提出的相关问题，如：在森林保护和少数民族火文化传承中如何保持一种平衡；对于“正确”却不真实的灾害记忆如何看待与处理；如何让一类灾害的记忆可以得到更好传承，使其更有生命力；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技巧等作了耐心的解答和深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