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波（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河北地区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由山西商人创建、维护和管理。这一区域的山西商人会馆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社会方面，山西会馆经历了一个从偶然行为到连续规范管理的组织化过程；经济方面，会馆的资金筹集越来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样化的、区域化的祠庙信仰演化为会馆中规范化的以关帝为中心的神灵体系。

明清时期今河北境内的商人会馆绝大部分为山西商人兴建，这些会馆和其他类型的会馆，如科举会馆( 试馆) 、移民会馆等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以王日根为代表的会馆史研究者、以许檀为代表的市场史研究者和以刘文峰为代表的戏曲史研究者均从各自领域对山西商人会馆有所涉及，而对河北境内山西会馆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见，相关史料也非常罕见。本文主要利用田野调查中获取的现存会馆碑刻资料，分别从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来探讨明清时期河北境内山西会馆的历史变，初步梳理河北山西商人会馆发展的总体轨迹。

一、山西商人会馆的组织化

学者们往往将会馆视作一种组织。动态地来看，会馆有一个逐步组织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晚明清初。这一时期山西商人开始在河北地区兴建各种庙宇，这些庙宇是会馆的前身，事实上具有会馆的基本功能。这类庙宇在运河沿线主要是河神金龙四大王庙，而在其他地区又各有不同。这里以正定山西会馆为例说明这一时期的特点。正定山西会馆的前身是晋宁庵，由山西平阳商人创建。整个晚明清初时期正定山西会馆并没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基本没有商人组织可言。崇祯初年，绛州陈姓和陶姓二人创建晋宁庵，创建之后就没有继续维护，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原来的香火田地失落，住持僧逃离，“先是，庵始即设田若干，□香火岁□计，未尝不周。后大祲灾频仍，二三阇黎鹄癯鸟散，诸□人忧之。”崇祯十六年( 1643) 蒲州商人置买香火田地，顺治八年重修会馆，可是到乾隆重修的时候，香火田地再次失迷，住持还需要重新延请，“且将失迷香火地亩尽为备价归赎有数，遂延僧住持于中，以为朔望香灯奉。”由此可见，正定山西会馆在崇祯末年和康熙年间先后有两段废弃、无人管理的时期，这种情况虽然和明清之际的战乱、灾害和清朝圈地破坏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和晋宁庵没有一个稳定的管理制度也有关。

二、山西商人会馆资金筹集的制度化

河北山西会馆的资金筹集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早期由若干个大的商人家族出资，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家族特点，清中叶之后捐资越来越制度化，其中也体现着晋商东伙分离的制度特色。明末清初的正定山西会馆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以家族出资为主。顺治晋宁庵碑刻碑阴题名虽然大部分漫漶不清，但仍有部分可以辨识: “张檩，其铭长子，施银贰两; 张植，其铭次子，施银贰两; 张柱，其铭三子，施银贰两; 张□□，伦□□长子，施银贰两五钱; □［巨］常保，登□长子，施银贰两三钱; 张希炤，其铭长孙，檩长子( 缺) ; 巨恒保，登□次子( 缺) 。”这里可以看出张姓家族从张其铭到其三个儿子，再到其孙子，三代人都参与了捐款，巨姓家族也是相同的情况。这些商人商业活动的组织方式明显为家族式: 在这些捐款题名中既看不到字号，也看不到有东伙制的迹象。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商人是平阳地区的，而平阳地区商人的家族特点本身就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也和晚明清初这个时代有关系，这个时代晋商的东伙分离制度还不够成熟，还不是特别普遍的现象。

从乾隆中期开始，现存碑刻与文书等材料中开始大量出现山西商人的商号，而在此之前商号只零星的出现。山西商人群体的成熟在字号内部以合伙制为代表，表现为商号的大量出现，在字号之间则以会馆制为代表，表现为会馆的大量兴建。相应地，乾隆中期以后，会馆的资金来源以各种形式开始多样化，并且越来越和字号制度与东伙分离制度相结合。正定山西会馆乾隆重修时的捐款有明确的类型区分。从捐款情况来看，捐款明确分为各字号施银与募化银两个类型，施银是字号自己的捐施，募化银则是字号找其他商人或字号进行募化，而捐施不够的部分则由 14 家当铺分摊: “共费银壹千玖百壹拾贰两零玖分，除收布施疏头银叁百叁拾叁两捌钱玖分，庸盛当、永惠当、永茂当、恒盛当、广生当、荣兴当、恒泰当、永丰当、天裕当、兴盛当、永和当、合兴当、增盛当、永隆当，拾肆家公费银壹千伍百陆拾捌两贰钱。”当行事实上起到了山西会馆管理者的角色。

深泽山西会馆的捐施更为复杂，它们明显区分为三类: 捐银、施银和化银。捐银是以商号的名义捐施，有些商号仅有捐银，没有东伙施银和化银。施银是东伙以个人身份的捐施，有些商号有捐银和东伙施银却没有化银。化银是商号去外地募化的银两，均来自外省。化银的字号绝大部分都属于“起意经理人”。例如: “昌盛号捐银陆佰肆拾两，东伙施银十捌两……昌盛号浑源、归化化银拾玖两。”在这三种捐款中，会馆的组织管理者、参与会馆捐施的字号和参与会馆捐施的个人有明确的身份上的区分。这表明山西会馆成熟的东伙制已经充分体现在了会馆资金来源类型上，会馆资金来源的捐施已经高度精细化和制度化了。

清代乾嘉时期，山西商人已经比较普遍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东伙制度，而这本身就是晋商的一个重要特点。东伙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还在于字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公共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个个人或者家族的私有之物。因此，字号的捐银和东伙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施银就要分开记录。也正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各类民间文书和碑刻上开始大量出现商业字号，庙宇碑刻捐款从个人名义捐款转变为以字号名义捐款，个人捐款越来越少。深泽山西会馆保留了转型时期个人与字号两种形式并存的情况。乾隆中期，山西商人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都开始强化，社会经济方面的合作行为开始大幅度地增强。如果说东伙制度是山西商人字号内部的一种组织方式，那么会馆就是山西商人字号之间的联合模式，这“一内一外”两种制度相互补充和配合，构成了山西商人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推动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直接的原因是山西商人自身制度开始走向成熟。

三、山西商人会馆神灵体系的规范化

一般来说，山西会馆都是奉祀关公的，在很多地方，关帝庙与山西会馆两种称呼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实际上早期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晚明清初时期，会馆还是以庙宇形式出现的，这个时期奉祀的神灵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区域差异。就河北的情况而言，东部运河沿线主要是金龙四大王庙，如泊头大王庙建在山西盐商的码头旁边，金龙四大王本为河神，主要是保佑运河上行船安全。正定山西会馆则代表了河北西部的情况，晋宁庵奉祀的神灵为白衣大士，顺治二年碑文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白衣大士这个神灵。白衣大士首先是绵延子嗣的神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民间信仰中的神灵有泛化为“全能神”的倾向，白衣大士也不例外:“某某以困厄而称白衣名，七难悉脱也。某某以嗣胤而称白衣名，二求并效也。某某以病念白衣，力得大安乐也。某某以老念白衣，力得大寿命也。……一切经书，自然记忆，一切礼义，自然通晓，得大智慧，得大辩才。所谓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以宰官身。”①白衣大士还有解厄、疗疾、长寿、增智和求官等功能，可以说是无所不能。顺治时期，除了白衣大士为主神灵之外，还有配祀神，“顺治八年而一新之，中供白衣大士暨河神、财神诸像。”这种情形应该在晚明就已经存在。河神和财神都是山西会馆中常见的神灵，河神保佑水路平安，财神保佑发财致富。在这一时期，作为山西会馆前身的各种祠庙中奉祀的神灵并不统一，在不同的区域有一定的差异性。晚明时期商人在外省建立具有会馆功能的祠庙的情形普遍存在，在不同的地域其表现形式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性。运河沿线的大王庙和正定的晋宁庵这样的商人建立的祠庙都还不是以关帝庙的形式出现的，说明以关帝庙来承担会馆功能在这个时期还不普遍。大王庙和晋宁庵都仍然具有更强的庙的性质，名称上也没有称作会馆，实际上也没有严格

的会馆的组织和管理，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会馆的功能。造成运河沿线与正定会馆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运河沿线的大王庙主要和行商为保佑人货平安的愿望有关系，因此奉祀河神金龙四大王，其行商的色彩更明显。而正定的晋宁庵却主要和商人希望绵延子孙、富贵长存的愿望有关，因此奉祀白衣大士，其家族色彩更加明显。以上这些是晚明清初这个时代商人会馆信仰方面的特点。

晚明清初各个区域奉祀不同神灵的差异性在山西商人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消失，乾隆时期增修会馆过程中一方面增祀了关公，另一方面将财神移到后殿作为关公的配祀神，将白衣大士和河神作为中厅的两个侧殿的神灵，“庭之两旁仍建观音、河神二殿”。同一时期其他山西会馆奉祀的主神灵全部为关公，没有例外。深泽山西会馆奉祀关帝: “南关之有山西会馆馆始于乾隆二十六年，迄嘉庆九年而功以告蒇，北计九楹以祀关帝暨诸神，稍南为香亭，再南为乐楼。”辛集山西会馆奉祀的协天大帝是关公的另一个封号: “于乾隆四十九年后向南先修正殿三楹，楹中奉协天大帝，左则财神辅之，右则火神翼之。”配祀的财神和火神也是山西会馆中常见的神灵。商人会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奉祀神灵，这种现象也被概括为“馆庙合一”，不同时代和不同的商人群体奉祀的神灵也会有所不同。神灵的特点及其结构与建设会馆的商人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可以印证。晚明时期，白衣大士配祀河神和财神的神灵结构对应于晚明平阳商人的家族性特点，这和山西乡村社会里的情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将庙宇移到了省外而已。乾隆以后，关帝配祀观音、河神和财神的结构则既反映了山西商人普遍的对信义、安全和财富的追求，同时又保留了早期晋宁庵时代观音的传统特点。会馆的神灵崇拜也需要通过对其创建主体———商人的特点来进行考察。

四、余论

商人会馆研究对于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具有多方面价值，这里仅就本文所谈历史现象简要得出结论并略作延伸。明清时期今河北境内的山西商人会馆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依此分为三个阶段。晚明时期，以庙宇形式存在，具有会馆功能的商人群体性场所开始出现，组织上松散而缺乏连续性、经济上依赖少数商人家族、信仰上存在区域差异没有统一性。乾隆中期，在重要的城镇，会馆普遍建立，组织更完善、资金筹集更制度化，神灵体系更规范。晚清开始，会馆走向衰败，山西商人撤出河北，会馆被当地人占据。这一过程在全国各地山西商人会馆历史变迁中具有普遍性意义。

一般来说，商人会馆是商人在异地兴建的群体性活动场所，它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商人群体、会馆本身和会馆所在地。会馆的历史变迁反映的既是山西商人群体的普遍情况，也是商人会馆发展的大体情形，体现了会馆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

首先，山西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反映的是山西商人群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晚明的山西商人群体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地缘性群体，仍具有比较鲜明的家族性特征。到乾隆中期，由多个东家合伙建立字号已经成为普遍的情形，字号不再是某个家族所独有，作为地缘性的山西商人群体已经走向成熟。晚清以后，山西商人群体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解体，更具近代化特征和官方色彩的商会组织取代了商人自发的会馆组织。对于会馆的研究要始终注意关注其所对应的群体，会馆的发展与其兴建群体的发展呈对应关系。

其次，河北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也反映着商人会馆发展的普遍情形。晚明时期商人在异地建立的庙宇与在故乡建立的庙宇并无太大区别。乾隆中期以后，这些庙宇才逐步演化为会馆。晚清，山西商人撤离之后，会馆再次转变为当地人眼中的关帝庙。传统商人是从乡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遍布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庙宇是商人会馆的原型。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资金筹集，抑或神灵信仰，对会馆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商人故乡庙宇的研究。“馆庙合一”应该动态地看待，馆庙可以合一，庙宇可以转化为会馆，会馆也可以转化为庙宇。

最后，河北商人会馆的历史变迁也意味着“会馆所在地”的市场化、市镇化、近代化等进程。晚明时期，河北各地具有会馆功能的场所并不多见，地方市场整合程度并不高。乾隆中期，河北绝大部分重要城镇均出现了商人会馆，一个商业市场网络逐步形成。晚清之后，市场更趋复杂，但会馆已经不能代表市场发展的状况了。

总之，商人会馆是晚明到清中期的经济史、社会史、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商人会馆研究应该做到“人、馆、地”三位一体，河北商人会馆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本文仅限于对其基本发展轨迹的梳理，仍有很多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限于篇幅，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